经过多年部署，广东高校建设正在迈入“收割”阶段。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透露，已获批今年起在提前批次招录本科生，去年该校已实现研究生招生。
与此同时，东莞两所新建高校不久前对外公开最新进展：大湾区大学在去年初正式动工建设近一年后，第一标段于今年1月6日全面封顶；香港城市大学一期校园建设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将于今年7月全面完工。根据规划，两所高校均将在今年招录首批学生。
同样计划在今年实现招生的还有广州交通大学。根据此前报道，该校以广州航海学院为基础、整合广州地区交通类高等教育资源创建，建设目标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未来将覆盖“海陆空轨”四个专业，覆盖交通要素最全。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高校发展正从量变走向质变。在过去几年深圳先一步增设多所高校后，其他城市也纷纷跟上。从全国范围来看，在今年招生的高水平新建高校中，广东数量堪称领头。此外，还有诸多“候场者”：深圳海洋大学、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正在推进，佛山、珠海等城市也还有“后备军”等待“上马”。
而随着高校数量提升、网络织密，关于“硅谷模式”在大湾区如何落地的讨论，亦再度发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不管是老牌的深圳大学，还是新晋的香港科技大学，均提出充当大湾区“斯坦福大学”的期望。
往前一步看，随着诸多高校落地，大湾区将收获什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要做什么？
“人才之渴”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收获人才。更准确地说，是符合大湾区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人才。
人才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广为人知的斯坦福工业园，为硅谷点燃了科技创新的火种。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硅谷由斯坦福大学教师和学生创办的公司或有大学背景的公司，占比高达70%以上，其中不乏英特尔、AMD、NSC等明星公司。
反观广东，本地在校大学生规模仍显不足。2021年，广东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共408.82万人，尽管占全国比重达到9.2%，但相较于广东的人口规模，这个数字并不算高。
从每10万人口拥有在校生数量来看，广东为3223人，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广东则仅为57.65%，低于全国的57.8%，而作为对比，江苏该指标为65%左右。
对于外地大学生，广东的吸引力则有减弱趋势。
早在2019年就有人发现，武大、华科两所湖北TOP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流向地，湖北取代了此前长期高居榜首的广东。根据2021年就业质量报告，武汉大学就业地为湖北和广东的毕业生，占比分别为30.45%和18.92%，二者差距扩大至10个百分点以上，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留鄂比例达到33.4%，同样超过前往广东的20.7%。
针对两方面问题，新建高校能有效解广东的“人才之渴”。
本地高校留粤一直是广东人才的重要来源。根据一项研究报告，2019～2021届广东省本科毕业生，本地就业比例高达93.1%，其中外地本科生毕业后选择留在本地的比例为58.3%，两个比例均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
而根据几个新建大学现有规划，香港城市大学拟在开办10年内达到6000人的在校生规模，其中，硕、博研究生人数大约占53%，大湾区大学则计划到2030年达到在校生10000人左右，本科与研究生规模比例约为1：1，学位规模增量之大可见一斑。
大湾区大学（松山湖小区）效果图。图片来源：东莞发布
人才培养只是第一步。将其与新兴产业、地方产业发展相结合，已被先一步纳入新建学校的发展思路当中。
港科大今年计划招收的首批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以及智能制造工程3个，均与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相契合。而设立广州交通大学，一个目的正是“解决广东综合交通快速发展、广州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需要”。
创新能力
其次，对于大湾区而言，格外重要的就是补齐基础科研短板。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拓晓瑞等人此前撰文指出，尽管广东近几年基础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逐渐提高，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从资金投入来看，2020年广东省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为204.10亿元，占研发投入比重为5.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上海更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而言，广东基础研究“两头在外”现象比较明显。拓晓瑞等人分析认为，由于缺乏基础研究方向决策和议题设置能力，开展基础研究所需的平台、仪器设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等严重依赖国外，导致广东在前沿探索研究和重大原创性突破方面贡献较少。
高校正是基础科研的关键阵地。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滨曾提出，高校有独特的制度环境与校园文化，这是开展科学研究、产出创新成果的特殊土壤。通过发挥自身学科、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校也能够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策源地。
而湾区不断成型的高校格局，对于发展基础科研还有独特优势。
新建大学中，由港澳大学北上办学的不在少数。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与当初硅谷类似，大湾区建设的第一步是通过“修桥”推动“实体道路”连接；如今，高校合作正是从软件层面推动联通的第二步。而比起硅谷少数学校牵头形成的巨型大学系统，大湾区由高校合作办学编织的网络更为复杂，有望推动形成一种更多元参与的互动机制。
集聚发展，正是大湾区通过高校实现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外经贸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薛新龙等人研究发现，旧金山湾区内定位清晰、类型多样的高校较为充分地满足了本地企业的人才需求，高校之间搭建的合作创新机制，帮助各类院校坚持自身的人才培养定位，并保障了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管理沟通的顺畅有效。这种协同创新的传统，为硅谷进一步变革、推动跨学科融合奠定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此前接受采访时认为，当下，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技术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有赖于高等教育集群发展。
集聚效应
在人才基础和创新能力之上，如何让大湾区的高校连线成网，更好发挥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的集聚效应？
与硅谷从大学校园源源不断走出创新企业的路径略有不同的是，大湾区的创新从源头上就更多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企业群体。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共投入R&D经费4002.18亿元，增长15.01%。其中，企业R&D支出为3407.63亿元，占比高达86.7%，且以15.7%的增速拉动全局增长。而作为第二大来源的高校经费支出，占比仅5.6%。
事实上，现成的企业和产业基础面前，外界对于新晋高校存在一种期待，即发挥“鲶鱼效应”，带动新一轮创新企业落地。
此前接受采访时，作为高校创业者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就提到，广深莞及周边过去40年发展起来的供应链体系，能为学院派创业者提供巨大支持。随着大湾区壮大人才队伍、培育科创新生态，将能推动瞪羚企业成长。由此，大湾区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世界级“硅谷”。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复制硅谷的成功，但鲜有成功案例，也始终没有出现“取代者”。对于这一现象，业内开始重新审视硅谷企业、高校和人才之间的关系。
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丽·萨克森尼安曾写下《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一书。她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发现，硅谷建立的一种“横向协调”模式，模糊了公司与公司、公司与地方机构、管理者与劳动者、工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推动了企业创新的专注力和灵活性。
大学和企业之间边界的模糊感同样存在。
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分析，与传统产学研“大学负责研究、企业负责商业化”的线性模式不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之间建立了类似于“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
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企业与大学之间还建立了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人才合作培养、企业咨询、数据共享、设备租赁等多形式、多主体的协作机制，例如斯坦福大学的BIO-X项目就与强生、诺华等十余家生物制药巨头合作开展如访问学者助学金、资助合作研究、赠予基金等多种形式的研究计划。
对于大湾区来说，“下一个硅谷”的畅想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湾区版“斯坦福大学”，抑或一个中国版“斯坦福科技园”，关键是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机制，利用先行先试的创新探索，重塑政产学研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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