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阿凡达2》上映，人们惊叹于片中炫目的特效和充满未来感的场景。
过去的科幻电影是现实的预告，因为我们总能将梦想照进现实。可最近的科幻电影，更像遥不可及的传说，因为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不断发出警告：人类的科技，似乎陷入了某种停滞。
2013年，《大西洋周刊》直言，这是硅谷耻辱的一年。
因为当年没有一个突破性产品诞生，倒是比特币价值增长了10倍。从那年开始，iPhone品目越来越大，性能也不断提升，但很难再给人眼前一亮之感。
这背后，是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停滞”。
小巧轻便的智能手机，固然比二十年前的大哥大先进；越做越小的笔记本电脑，同样比占满一间教室那么大的初代计算机先进。
但追根溯源仍然是基于上世纪40年代的冯诺依曼机原理上进行改良，而量子计算机真正进入应用阶段似乎还要不少的时间。
最早的计算机能占用一个房间
摩尔定律正在失效，也佐证了“科技大停滞”。
牵动人心的芯片，工艺虽然已缩小至3纳米，但在5纳米之下量子效应干扰严重，元件不再那么容易实现稳定。
芯片不仅牵动着中国，同样让美国焦虑。
2022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规模高达28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支持美国的芯片制造业。说白了，就是美国也开始搞“举国体制”。
美国的种种举措，被普遍解读为科技战，技术封锁或者美国希冀制造业回流。但更深的意味，是美国想突破“科技大停滞”。
欧洲同样很急。去年11月，欧洲议会以560票赞成、34票反对、1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电子游戏产业发展决议，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重点发展电子游戏产业。
这当然不是欧洲贪玩，而是游戏是AI和元宇宙的重要试验场和数据来源池。AI的重要性自不用说，堪称决定人类未来的关键赛道。
中国则多点齐发：“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怀柔一号”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成功发射，“慧眼号”直接测量到迄今宇宙最强磁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雪龙2”号首航南极……
爬科技树，盖科技大厦，拓展科技边界，成了各国突破“科技大停滞”的一致选择。
中国还关注到了科技的另一端。
11月21日，最高层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特别强调：“攀登基础科学高峰，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基础科学4个字，可谓字字珠玑，意味深长。
应用科学就像从1到无限的过程，如科技树开枝散叶，如科技大厦越盖越高，逼近苍穹。而基础科学就是从0到1的过程，如科技树的根系，科技大厦的基石。
从0到1，从来就被认为是最难的。科技树在开枝散叶的同时，更需不断肥沃其土壤和根脉，科技大厦也不能只顾着向上盖，而需稳固其基石。
“科学的基石”，需要一点一点夯实。
1月13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首期获资助名单今天正式揭晓。58位杰出科学家，从近1000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新基石研究员”。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由科学家主导、腾讯出资、独立运营，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坚持公益属性。腾讯宣布在10年内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成立纯公益性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是施一公。施一公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中科院院士。2018年，他牵头创办了西湖大学，聚焦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
基础科学重要，但投入大、周期长，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家独挑大梁。不过近年，企业开始担起更多责任。
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的发言：华为已经走进了无人区，将要加大基础研究力度。2017年，阿里成立了达摩院，还设立了青橙奖。
而在基础科学领域投入最早，时间也最长的企业，是腾讯。
早在2013年，腾讯就举办了WE大会，希望连接最具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前沿思想，激发人们创造创新，探索改变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此外，腾讯还推出了医学ME大会、科学探索奖等，都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对基础科学的探索中来。
WE大会的意思是Way to Evolve，关心的是前沿科技和人类未来。ME大会是Medical Enlightenment，有点科学启蒙运动之意。
去年WE大会的科技树
除了对基础科学投入时间长，腾讯的思路也最为清奇——无用。不忘初心，无问西东，不计结果，甚至没有目的。
这恰恰是基础科学突破的关键。长期从事核物理与高能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季向东直言：这个社会环境得允许一批人做“无用”的东西，允许他去看天上的星星、看白云、看流水。
同样的思路，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得到了贯彻。除了“无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还有一个特点——“选人不选项目”。
这意味着不对获资助的科学家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向研究员提供长期、稳定、灵活的资助，期待他们全力以赴，探索人类未达之境。
如果说，基础科学是突破科技大停滞的关键，那么“人”就是基础科学从0到1突破的关键。对此，美国早有体会。
美国并不生来就是科技强国。诺贝尔奖于1901年首次颁发，1930年前，美国仅获得过1次化学奖，2次医学奖，2次物理奖。1930-1940年，荷兰就产生了4个物理奖得主，这数字比同期美国的总数都多。
1945年7月，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
《科学：无尽的前沿》最精彩的表述，最用力的着墨，当属人才部分：
要造就顶级的科学研究者，我们就必须先选择一个相对较宽泛的范围来对高级人才进行选拔。我们认为最好的计划是为各种各样的人和拥有各种条件的人提供机会，以使他们能够自我提升。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每个男孩和女孩都应该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他们的前途都将不可限量。即使后来证明他们没有取得顶级成就的必备条件，但如果他始终知道自己前面是一片没有止境的前沿，他也能够比原本走的更远。
一定程度上，《科学：无尽的前沿》扭转了美国科技的乾坤。此后，对人才的重视，成了美国科技发展的主旋律。
休斯研究所
1953年，著名飞行员，工程师霍华德·休斯成立了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此后逐渐形成了人才资助的休斯模式，不断诞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突破。
休斯模式有三个特点：
冒险，鼓励休斯研究员探索从未被证明、没有研究基础、无人探索或探索失败的问题；
自由，申请无需详细规划，只需要回答研究的挑战、项目潜在的影响力、创新性和意义等问题,其瞄准的是根本创新；
长周期，将一般3年资助延长到5年，首期资助结束后，一般可以获得至少一次滚动支持。
对人才的重视，同样让日本成就了过往连续20多年，每年都得诺贝尔奖的神话。
图源：日经中文网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日本提出增加面向青年研究人员的竞争性研究资金，营造青年研究人员可以独立开展研究的环境；《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日本强调将研发投资重点从“物”转移到“人”上来；《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日本又将加强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比作“车之两轮”。
2000年，在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时，日本豪言“未来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世界舆论曾一片哗然。
如今仅过了23年，目标就完成了三分之二。
人类对科技的探索路径，有时候存在惊人的交叉与巧合。
一位“新基石研究员”申报人在答辩中相当坦白：我从来不敢把这些计划写到其他项目的申报材料里，因为没有把握短期就能成功，但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
没想到“新基石研究员”终审现场评委的问题，更令人意外——如果得到资助，你怎么确保自己的精力主要用于在这样高风险的研究上？
就是不问你结果。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充分发挥社会资金的灵活性优势，为科学家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从而为“破题”自由探索，推动“从0到1”的原始创新提供新的可能。
从申报、评审再到名单发布，首批“新基石研究员”诞生历时半年。回顾整个过程，施一公对印象深刻：
申请人对未来工作字斟句酌，将原创性体现地淋漓尽致，精彩而大胆，可谓天有多高，心有多大。新基石提供的安稳科研环境，让科学家想象力迸发。
重视人才、鼓励冒险、鼓励自由探索、长期主义，本就不是休斯模式专利。而是基础科学研究绕不开的路，只是这条路很难走。
只有像腾讯这样足够“笨”的企业，才能沉下心来，通过无数的“无用”，发现“大用”。最终穿越周期，抵达星空与远方。
此刻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在意“从0到1”的意义。因为相比历史的回响，我们离梦想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一百多年前的1896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甲午战争尽数抹去，李鸿章问过俾斯麦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的方式，才能让中国跟德国一样强？
李鸿章之问的答案是科学，不过晚清风雨飘摇，无暇种下科学的种子。
李约瑟在剑桥
接着李鸿章之问的是李约瑟。
李约瑟是英国人，生物化学家，毕业于剑桥。李约瑟通过大量的考据、发掘和整理，用其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系统性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现给了西方世界。
同时发出了让中国人尴尬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之问的答案是基础科学，不过彼时民国时局混乱，无力灌溉科学的树苗。
2005年，在医院休养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总理发出了钱学森之问，直指人才建设，这也是百年中国科技绕不开的难题。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是基础科学的人才。
钱学森
此后，中国开始快马加鞭，加强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发掘与投入。近年，曾经的耕耘，不仅有了收获，还出现了集中爆发。大国重器的上天下海，就是最好的回答。
相信随着国家的重视，所谓的科技战、封锁围堵，都将不再是问题。
不过，中国发现除了举国体制铸就的科技飞跃，科技本身还有更多可能性——通过基础研究掌握源头科技，随后一步步外溢建立产业，这几乎是每一个科技强国的发展轨迹。在这条路上，除了人才培养，还需要能够反哺科研投入的市场机制。
上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资助了近一半的半导体研发经费。
但从70年代开始，游戏机和个人使用的微型计算机陆续出现，拉动个人消费者市场爆发性增长，进而极大带动了芯片的销售，于是民用市场开始成为美国半导体技术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最后极大的推动了芯片产业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社会多元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信号再明显不过。这也让中国企业，应该承担责任与使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时候，腾讯站了出来。其实，腾讯早已埋头耕耘了很久。
其实，国家和企业对基础科学以及人才的重视与投入，更大的意义还是拓展科学的边疆，推动人类的发展。
就像高层说的那句“攀登基础科学高峰，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心系人类的发展，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美剧《生活大爆炸》，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片头——画面从草履虫开始缓慢加速，到了近代让人目不暇接，进入电子社会后则快得看不清影像。
曾经，我们总能自信画出未来的模样，并如愿实现。
1870年，《海底两万里》描述了电力潜艇。85年后，美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
1888年，小说《回顾》中幻想出信用卡。62年后，第一张信用卡出现；
1950年，阿西莫夫写出《我，机器人》，预言智能机器人会在1996年诞生。但这一次，人类爽约。
可接着，爽约越来越多，比如我们也没能在2001年开始太空漫游。
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中直言——人们已经摘完“所有低垂的果实”。
那未来，人类该何去何从？
其实在李鸿章之问、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后，马化腾曾经在知乎上，也发出了一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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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成千上万回答接踵而来，像黑暗中凿出一丝丝光。
2013年，《自然》发表了一篇悲观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文中写到“天才就像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
其实无需这么悲观，因为始终有人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腾讯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开了个头，我们需要的是细心发现，然后给这些人以时间。
科学永无边界，它等待着人类的拓展。纵使再难，一切也需要一个开始。就像科技大厦伸向天空，依旧需要有人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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