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卢卡斯”非虚构写作奖、《金融时报》《出版人周刊》年度好书，《纽约杂志》评价：“一部关于硅谷科技创新好读的新作。”
硅谷研究专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硅谷联络处前主任谈锋深度长文荐读。
本书用4幕剧划分4个发展阶段：从早期“大脑军团”讲到小镇科技精英，从天才少年的商业帝国讲到每个人向着无尽科学前沿拓边，呈现时代浪潮下科技创新如何从政府席卷到个人。
以下内容摘编自《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参与文末留言分享活动，就有机会把这本书收入囊中哦！！
书名：《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
作者：（美）玛格丽特·奥马拉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定价：78.00元
虽然媒体对布林、佩奇和扎克伯格议论纷纷，但史蒂夫·乔布斯仍是21世纪头十年硅谷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乔布斯在1997年夏天重返苹果公司。当时的苹果正在微软和个人计算机平台主导的桌面电脑市场中挣扎着想要保住自己的立锥之地。乔布斯使苹果公司起死回生。这一复苏过程具戏剧性的是，乔布斯与他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比尔·盖茨达成了合约，盖茨同意向苹果公司投资1.5亿美元使之不致破产。
在之后的十年中，苹果公司轰鸣着回到了硅谷传奇的中心，乔布斯接连高调推出重磅产品——线条圆润讨喜的iMac、时尚易用的iPod，还有颠覆市场的iTunes，iTunes利用了Napster无政府主义文件交换的势头，创造了一个合法而利润丰厚的音乐平台。在2005年前后，苹果团队已将重点转移到硬件领域最大，也可能是利润最高的挑战上。苹果想要打造一部手机。手机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但乔布斯对模仿已有的东西没有兴趣，他要创造截然不同的新事物：简单易用、设计优雅的手持计算机。
口袋里的超级电脑
早在苹果Ⅱ问世之前，硅谷的技术人员就一直在尝试创造这样的设备。这并非易事。1972 年，施乐 PARC 的艾伦·凯试制了一台儿童用的随身设备原型机，他称之为“动态笔记本”。1991 年，一支硅谷业内人士组成的全明星团队携手创立了 Go 公司，为一种笔记本大小、使用手写笔而非键盘的电脑开发软件。尽管有比尔·坎贝尔担任 CEO，约翰·多尔作为主要投资人，但 Go 对它所处的时代而言过于超前了。苹果公司也通过牛顿掌上电脑涉足了这种使用手写笔、笔记本大小的电脑的领域。但这个项目同样夭折了，因为其软件故障百出，同时又是约翰·斯考利的偏爱。乔布斯重回 CEO 职位后，马上砍掉了这个项目。“上帝已经给了我们 10 支手写笔，”乔布斯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回忆乔布斯挥舞着手指说道，“就别再发明新的了。”最接近实现这个硅谷梦想的是通用魔术公司曲折的尝试。
21 世纪初，其他公司已经靠着具备电子邮件功能与一些非常基础的网页浏览功能的手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配有小型键盘的黑莓手机在最初几年就成了商务人士不可或缺的设备，它将迅速用拇指输入的能力变成了工作狂的荣誉象征。奔迈 Treo 手机则拥有电子邮件与日历功能，还有一块彩色显示屏。
手机巨头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与三星，它们每年都通过增加新功能、优化联网功能和将键盘做得越来越小而使其手机“更智能”。微芯片技术的进步为市场提供了动力，因为十年来促使电脑变得更快也更便宜的先进精简指令集处理器（ARM）现在已经能够应用于这些轻巧在手、可以浏览网页又具有够用的电池容量的设备之中。
然而，这些手机的设计方式激怒了乔布斯与其他持同样看法的设计纯粹主义者。电信公司在手机设计方面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为手机捆绑上了用户不想要或不需要的应用软件。运营商极力抗拒试图提供更丰富浏览体验的移动设备，它们抗议称，智能手机将占用过多网络带宽。毫不意外，乔布斯对自己希望手机所拥有的功能有着明确的想法，而且因为他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从无线网络供应商手中夺回控制权来实现这个想法。
2007 年 1 月，乔布斯向世界揭晓的苹果 iPhone 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手机：金属与玻璃组成的流线型机身，没有键盘，没有按钮，也没有天线。它有一块触摸屏，有电话功能与 GPS 功能。不久之后，iPhone 还会具有语音识别功能。iPhone 看起来就像是大小刚好能放在掌中的神秘黑色石碑，这块石碑曾在《2001 ：太空漫游》中令猿人如痴如醉，现在也同样令人类兴奋不已。
当天的展示顺序经过了精心设计，为的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他硅谷巨头在台上围在乔布斯身边，对他的作品表示赞赏。埃里克·施密特开玩笑要让苹果和谷歌合并——“我们可以叫作苹谷”——杨致远则像追星少年一样热情洋溢。“我也想要一台，多么棒的设备！”压轴的则是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阿尔·戈尔的 iPhone 语音邮件，转达了他对这一成就的祝贺。
那些没有在会场中参与发布会的人则不那么信服。微软 CEO 史蒂夫·鲍尔默不假思索地对 iPhone 表示了否定。“iPhone 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市场份额，绝不可能。”他对《今日美国》杂志说。在鲍尔默看来，500 美元的零售价简直不可思议，对当时的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另外，这款手机的第一个版本仅支持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史蒂夫·乔布斯对第三方软件的态度一如既往：他不希望任何软件来破坏他的设备那美妙的简洁性。
对 iPhone 用户和苹果的收入来说都很幸运的是，乔布斯最终被说服了。一年之后，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线。苹果公司仍然牢牢掌控着局面，在任何应用上架之前都会对其进行审核，并从利润中抽成可观的 30%。这种策略极其成功，同时带来了高额利润。开发人员竞相为 iPhone 开发软件，他们选择了苹果而非其他竞争平台。有了大量有趣的应用程序，消费者对 iPhone 高昂价格的担忧得以缓解，这台设备不仅好看，还很实用。苹果公司欣然接受了它在全新的移动生态系统中的吹笛手角色。它的广告词“有个应用帮你办”如此受欢迎，苹果公司甚至为此注册了商标。
iPhone 及其应用商店的推广在整个互联网世界掀起了波澜。网站纷纷被重新设计，使其在移动设备上的显示效果与在桌面电脑上一样好，社交和搜索巨头加班加点地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像太阳微系统公司元老埃里克·施密特和网景公司教父约翰·多尔这样的领导者，在谷歌身上看到了平台与浏览器大战的影子，他们对此感到担忧，当时比尔·盖茨靠专有软件大赚一笔，几乎把所有竞争对手挡在了市场之外。微软的鲍尔默已经在嘲笑谷歌为“黑色驴”，称其大部分营收仍然依赖搜索，Plex 的高管也明白他们绝不能错过移动市场这个机遇。对于这个难题，谷歌给出的“不作恶”答案就是，发布了一套名为安卓的开源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并免费提供给任何希望使用它的手机制造商。这一举措对谷歌的业务大有裨益，因为这为其产品的移动版提供了一个匹配良好的平台。安卓平台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几乎成为所有非 iPhone 手机的标准操作系统。截至 2016 年底时，安卓手机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 80% 以上，谷歌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移动业务。
苹果更是因为进入手机市场获利丰厚。推出 10 年后，iPhone 已在全球总计售出 10 亿台。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消费产品。人们口袋中的数百万部带有地理信息与摄像头的超级电脑迅速催生了全新的商业形式，如共享汽车（优步与来福车）、本地搜索（Yelp）以及短租房（爱彼迎）。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交媒体的增长，催生了专为手机设计的应用（Instagram 与 Snapchat），并把现有的社交网络变成了更加强大的广告与销售载体。公司转向移动设备使脸书的用户群增长更为迅速。到 2018 年，3/4 的美国人拥有智能手机。
指尖上有这么多零碎的东西令人沉迷，人们每天盯着小屏幕看的时间急剧上升，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应用，提醒用户放下手机。到 2017 年，移动应用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电影行业，仅向应用开发商付款总额就高达 570 亿美元。苹果变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销售额接近 2 300 亿美元。虽然苹果公司惊人收入的秘诀在于它仍然是一家硬件——尤其昂贵的硬件——公司，但 iPhone 最大的贡献是将软件从桌面电脑中解脱出来，并将其应用在棒棒糖大小的超级计算机上。iPhone 始终处于开机状态，随时可用，而且很快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不同凡“想”
iPhone 发布 4 年前，史蒂夫·乔布斯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尽管他宣称自己在 2004 年接受手术之后身体健康，但他日渐憔悴，随后几年里谣言甚嚣尘上。“关于我去世的报道太夸张了。”他引用马克·吐温的话打趣道，但到 2009 年他已经坚持不住了。他从苹果公司病休，接受肝脏移植，不久之后重回公司，但于 2011 年初再次离开。这次再也没有回来。当年 10 月 5 日，乔布斯去世，享年 56 岁。“终此一生，他都领先于时代。”《圣何塞信使报》赞颂道。
没有其他技术领袖能像他如此具有标志性，如此经久不衰，能够连接起几代人，并能成为这么多硅谷传奇时刻与高科技产品的台前人物与幕后灵魂。甚至那些关于乔布斯是个傲慢混蛋的故事——里吉斯·麦肯纳和比尔·坎贝尔这样的密友对他的回忆中那个温和谦逊的形象正好与之相抵消——也是硅谷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去世引发了巨大的悲痛，不仅是那些与他有私交的人，还有数百万认为自己同样了解他的苹果用户。“史蒂夫既是一位梦想家，也是一位实干家。”其中一位用户在苹果公司网站的纪念墙上写道。“我很感激我们曾拥有一位像他这样的创造天才。”另一位用户写道。在全球的苹果零售店中，人们献上鲜花、写下寄语表示敬意。
乔布斯去世几周之后，在苹果公司库比蒂诺园区举办的私人追悼会上，新任 CEO 蒂姆·库克为与会的公司员工、名人以及硅谷巨头们播放了一段录音。扬声器中乔布斯的声音响起，念出了 1997 年广告宣传活动中的文案——题为《不同凡“想”》——这条广告在他重回这家他亲手创立的公司之后不久开始播出。“致疯子，”乔布斯念道，“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并非所有人都将史蒂夫·乔布斯视为圣人。在这个社交媒体驱动的年代，追悼会还没散场，批评之声就开始响起。乔布斯是一个混蛋、一个贪婪的资本家、一个可怕的老板，推文与博客文章呼喊道。关于“好史蒂夫”与“坏史蒂夫”的你来我往，只有一部分与乔布斯有关，这还关乎他所象征的这个地方与这个行业。到 2011 年，那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已经改变全球人的工作、娱乐和交流方式。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信息的途径。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得到。久别的朋友与家人靠着脸书得以重逢。智能手机终于实现了“公共计算服务”的梦想。
然而，从新科技公司中受益最多的似乎是那些领导并投资这些公司的富人。硅谷巨人们的财产比上帝都多，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数字。美国仍在挣扎着试图走出摧毁市场的大萧条，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使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库比蒂诺园区纪念乔布斯的时候，“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占领了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向“1% 的人”表示抗议。科技大亨们则是那 0.001% 的人，他们那些改变世界的承诺似乎除了让人们对智能手机上瘾外一无是处。
硅谷似乎已经没了新点子，只知道靠着被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都市人群喜欢的应用与游戏赚快钱。甚至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也将硅谷视为一个未能兑现其承诺的地方。彼得·泰尔变成了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曾经说好的未来呢？”一条由泰尔的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基金发布的备忘录在 2011 年问道，“我们想要飞车，得到的却是 140 个字符。”
第一天
杰夫·贝佐斯也相信互联网经济能实现的不止于此。贝佐斯富有远见，不屈不挠，他热情的管理风格和对高标准的坚持已经被人拿来与乔布斯进行比较。随着亚马逊的发展壮大，自他早期的图书销售时代以来，他的口号大体上未曾改变：“长远思考，用户满意度至上，乐于创新。”为了强调亚马逊一直忠于创始之初的使命，贝佐斯在每年的公司年度报告中都会附上 1997 年他给公司股东所写的信件原文。落款写着这位 CEO 最喜欢的格言：“今天仍然是第一天！”
与硅谷充满高科技行业色彩的游乐场相反，亚马逊仍在批量建成的商业办公楼里办公，使用着门板桌，精简的运营仍然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就像他的朋友兼董事会成员约翰·多尔一样，贝佐斯也是日本制造原则的忠诚信徒，执着地追求在生产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减少“無駄”（在日语中意为浪费），也就是无用功。贝佐斯没有像乔布斯那样分发禅宗公案，即便对创新前景充满激情，他也仍然是一名量化分析师。引领他的是数据而非情感。“有正确的答案也有错误的答案，”他曾写道，“好答案和坏答案，数学帮助我们进行区分。”他对接受采访十分谨慎，对公司公关兴趣不大，同时亚马逊仍然没有投放过电视广告。贝佐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
亚马逊在网络泡沫破裂之时作为烫手山芋的那些日子早已被人们忘在脑后，它的新形象变成了不可阻挡的零售业巨兽。亚马逊颠覆了出版业，走向新的领域，在为客户提供价值与便利的同时将实体商店逐出市场。亚马逊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将其自身转变为第三方购买与销售平台，为大小企业提供接触亚马逊庞大受众群体的机会。现在亚马逊正进一步涉足大型软件平台，其中最大的是亚马逊网络服务系统，或称 AWS。
贝佐斯谈起AWS的时候，就像是乔布斯在讨论苹果Ⅱ。“最激进、最具变革性的发明通常是那些让其他人得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追寻其梦想——的技术。”他在 2011 年对股东说。亚马逊在 2006 年不声不响地推出了这项服务，针对新的用户群体：寻求存储空间与先进计算能力的软件开发人员。但是，AWS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黑暗时期，当时的股票分析师会因为将亚马逊评为“建议买入”而被解雇。亚马逊走出困境部分靠的是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可供其他零售商出售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而亚马逊必须重构其基础技术架构才能实现这一点。
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一套设计简洁且有弹性的软件服务套件，链接着一个由许多计算能力强大、嗡嗡运转的数据中心组成的全国性网络。贝佐斯之前把公司迁至西雅图，部分原因是为了靠近华盛顿与俄勒冈的图书发行中心。这些州广阔的农村腹地现在为驱动数据密集型业务的服务器中心提供了一片沃土。得益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在当地庞大水系上修建的大坝，当地拥有廉价的水电，使之成为整个美洲大陆最适合为 AWS 这样的系统提供所需巨量电力的地区之一。在东海岸，亚马逊重新调整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国家安全走廊之中、接近互联网原始骨干网的数据中心。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亚马逊拥有强大的算力，几乎没有“無駄”。
这个平台被赋予的“云计算”是个新名词，但其基本概念却与UNIVAC 一样古老。“云”就是 21 世纪的分时计算，其中数据中心取代了大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取代了“笨拙”的电传打字机，虚拟机上则和其他设备一样运行着 Linux。这个网络并不使用分时系统及其继任者所使用的电话线，而是在宽带互联网上运行。这个系统所主张的价值与安·哈代 40 年前在太协的 SDS mini 上所构筑的系统没什么不同：一种允许客户按需使用算力，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的操作系统。
云计算技术根基深厚，但其市场机会是全新的。开源软件使小型团队得以开发和运行新的系统与应用程序。许多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企业工具以及视频和音乐流媒体的公司纷纷涌现。这些创业者与开发人员拥有技能、笔记本电脑与高速的宽带连接。他们需要服务器空间与算力，而 AWS 可以为他们提供。
AWS 看起来像是意外之喜，是杰夫·贝佐斯精心设计的长期计划之外的一步。但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甚至从贝佐斯还是个坐在老本田车里傻笑、在网上卖书的家伙时起，亚马逊就一直是一家大数据公司。它为亚马逊储备了技术精湛的工程人才，这些人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复杂但善解人意、能够鼓励人们不断购买商品的平台，以及一套运输配送系统，拥有无与伦比的物流能力。亚马逊数十年来一直在应对美国零售业的季节性波动——圣诞季销售狂欢，一年的其他时间里缓和起伏——使之有了更智能的基础架构，能够适应访问量的急剧增长。这家在线巨头的实体零售业竞争对手严重低估了一个由软件支撑的平台可能对它的商业模式造成的颠覆性的影响。AWS 提升了这种敏感性，变成了一项服务，能够帮助一家全新的由软件驱动的公司夺取从酒店到出租车再到广播电视领域的传统市场份额。这不是飞车，但其意义绝对比 140 个字符要大。
AWS 为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大的一些新型消费者公司提供了后端支持，还将亚马逊带入了高额国防合同领域，为被数据埋没的情报机构提供存储与分析服务。“我们需要购买创新产品。”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解释道，于是，他们在 2014 年与亚马逊签署了一份合同：一份价值 6 亿美元、为 17 个国家安全机构建立云平台的合同。中央情报局信息主管将之称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采购之一”。
其他技术巨头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也纷纷涌入市场，这进一步侵蚀了曾经统治企业计算数十年的由硬件驱动的业务。大型企业用户不再需要购买独立计算机来填满自己的数据中心或服务器机房，也不再需要购买大包的企业软件。作为时代变化的信号，IBM——这家公司曾是大型计算机的代名词，将软件视为附带产品而非独立产品的可怕硬件巨头——成立了自己的云计算部门。
虽然 IBM 仍是《财富》500 强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但云计算市场中最强大的竞争者从一开始就是那些软件公司：亚马逊、谷歌与微软。微软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畅销产品，其云计算服务 Azure终于一鸣惊人，该业务仅在 2016 年至 2017 年就迅速增长了 70% 以上。在这家曾经是专有软件“大教堂”的公司中，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Azure 中 40% 的虚拟机都运行着开源 Linux。亚马逊格言在雷德蒙德仿佛是第一天。
真知晶石
搜索与社交，移动与云——21 世纪头十年高科技界的故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然而，AWS 和其他云计算巨头所获得的 9 位数金额的国防合同标志着在 20 年相对冷淡的关系之后，五角大楼与科技行业重新达成合作。而这次，一切都围绕着软件。
当然，硅谷的国防经济从未消失过。“冷战”斗士们仍在胡佛研究所接受会见，庞大而安静的洛克希德仍在 101 号高速公路沿线发展。但是，对互联网时代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说，国防项目既无好处也无必要，而且五角大楼也减少了对学术研究的投资。洛克希德公司将大部分的导弹与空间部门都迁至科罗拉多。那些“冷战”时期的著名企业——雷神、波音——继续在五角大楼最大的承包商中名列榜首。尽管互联网巨头拓展了新的前沿，但军事软件却远远落后。未来的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 2001 年评论道：“信息技术的前沿已经从国防领域转移到商业公司。”
美国由此带着技术困局走进了后“9·11”时代。广泛分布的无国界恐怖主义网络的出现意味着美国的战争方式史无前例需要更高科技的工具。大规模数据泄露和外国情报机构的监控对美国公司与政府机构的困扰强化了这一需求。黑客行为不再属于郊区卧室里的少年黑客叛客，而是成了西方最危险的敌人发动的信息战。随着常规战争成本的激增，军事与情报领导人需要一种快速而相对便宜的方式来提高军事技术水平。
为此，他们再次求助于硅谷，但完全颠覆了“冷战”的供应链。不再是由政府向研究实验室与承包商拨款，让他们开发未来可以商业化的军事技术，现在的国防机构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公司，为有朝一日能发展为军事承包商的私人软件公司提供初始基金。五角大楼不再采用传统的研究与采购流程，而是资助“黑客马拉松”和设计研讨会，使政府机构运作得更像初创企业。
起初国防合同的数量增长几乎没被注意到——就像早些年的硅谷一样，这类活动的绝密特性使观察家无法完全了解其规模与范围——但很快，科技巨头们为军方做的工作越来越多，这变得不可忽视。同样变得愈发清晰的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讽刺现象：在新型军工复合体中获利最多的那些人，也正是科技行业中那些直言不讳批评大政府、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在太空时代的硅谷，这一矛盾体现在戴维·帕卡德身上。而在网络时代，这个人则是彼得·泰尔。
与 2008 年聚集在贝拉克·奥巴马身边的科技界同行相反，泰尔坚信现代政治是死路一条。“政治就是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干涉他们的生活，”泰尔在奥巴马就任之后不久写道，“我呼吁将精力集中在其他方面，投入有人视作乌托邦的更和平的项目中。”
并非只有泰尔这么认为。他是压注私人太空旅行的几位科技巨头之一，“一种能够逃离世界政治的无限可能性”。他也是在新西兰购买大片庄园作为额外保险、以防社会崩溃的诸多人之一（几年之后，泰尔进一步入籍新西兰，以防一切真的彻底脱轨）。泰尔还在一些更私人的追求上耗资百万：设立奖学金鼓励聪明的年轻人退学创业；设立致力于让人类返老还童的基金会；一个为“奇点”——有思考能力的机器实现自我复制并可能完全取代人类的时刻——未雨绸缪的智囊团。他成了“海上家园”项目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这个项目计划在国际水域建造一座不受政府控制的水上城市。这种自由主义乌托邦是一位前谷歌员工的创意，而这位员工恰好也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这也许是技术自由主义者逃离政府控制触手的计划的终极表现形式。
当然，最初也正是这个想法催生了 PayPal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替代系统，可以摆脱由政府控制的货币的束缚。这家公司最后降格为一家线上支付处理系统公司的结局，虽然为泰尔及其同事带来了丰厚收入，但他从未放弃过更大且更具颠覆性的系统可能这一想法。他通过出售 PayPal 获取了数百万美元，还顺便带走了一个关于反欺诈软件的主意，他相信这种软件可以“在保护公民自由”的同时根除潜在的恐怖袭击威胁。他从他的老朋友那里和斯坦福大学的人脉网络中发掘出一支敏锐年轻的领导团队，并于 2003 年出资创办了一家数据挖掘公司，并以托尔金的《指环王》中“真知晶石”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帕兰提尔（这参考了施乐 PARC 早期以托尔金为主题的办公室，并向这个硅谷传奇致敬）。老牌风投公司对这家初创公司并不热心——红杉资本和克莱纳 - 珀金斯都拒绝投资，尽管这个团队相信就像 CEO 阿历克斯·卡普所说的，他们“正在打造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
后来，一个出人意料的“天使”出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中情局一心想要获得顶尖的软件工程，于是在互联网热潮的尾声进入了风险投资领域，它创办了一家名为 In-Q-Tel 的机构，并雇用了洛克希德的前 CEO 来运营。从 2005 年到 2008 年，CIA 是帕兰提尔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客户，在看过这家公司的追踪软件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之后，其他情报机构也成了帕兰提尔的客户。联邦调查局前局长乔治·特奈特担任了帕兰提尔的顾问，他对于情报机构没能在“9·11”之前就拥有“威力能与之比肩的工具”痛心疾首。康多莉扎·赖斯也签约成为公司顾问。虽然帕兰提尔参与的情报工作的确切内容仍是最高机密，但有传言称其软件是字面意义上的“杀手级应用”，曾协助定位了奥萨马·本·拉登。帕兰提尔的高管们对这些猜测不置可否。
很快，其他政府客户也签下了订单。警察部门借助帕兰提尔的可视化、图像与数据挖掘技术来追踪犯罪。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购买软件对其目标进行侧写。为了进入政府承包商受偏爱的小圈子，帕兰提尔在华盛顿游说者身上投入很多，还资助了负责国防拨款的众议员与参议员，最终取得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后来渴望数据和关注隐私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帕兰提尔的营业额，到2013 年，该公司的利润中有 60% 来自私营部门。
到 2016 年，帕兰提尔的估值达到 200 亿美元，是硅谷第三大私人公司，拥有数千名员工，其企业文化与谷歌早期一样独特而怪异，随处可见对《指环王》的引用。帕兰提尔在帕洛阿尔托市区的办公室被称为“夏尔”，其 2 000 名员工被称为“帕兰提尔人”，招聘门槛极高。“我参加了脸书、谷歌、D.E. 肖和许多其他公司的面试，”一位工程师说，“毫无疑问，帕兰提尔的问题是最难的，也是最多的。”帕兰提尔的领导者想表达的似乎是，“如果你能够通过我们的考验，你就是出类拔萃的”。
在极客式日常之下，这家公司令高科技行业的隐私卫士们非常不安。“它的业务领域很可怕。”一位 EFF 律师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人与硅谷精英之间的关系使其业务显得更加可怕。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是其中一位投资者，泰尔仍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帕兰提尔某年甚至赞助了 EFF 的年会，这令一些会员大为惊恐。关于该公司的监视软件是否被滥用的质疑开始出现，无辜的人是否也会陷入本应是捉拿恐怖分子和小偷的罗网？但帕兰提尔的合同仍然纷至沓来。
彼得·泰尔身上一直充满矛盾：他是同性恋，却反对给少数群体特殊待遇；他捍卫言论自由，却又出资进行了一场诉讼，消灭了一家知名线上杂志；他是坚定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却与硅谷一些最大的自由左翼过从甚密。他说话吞吞吐吐，又吝于公开发言，这加重了他的神秘色彩。“他真的就像一位象棋大师，”一个年轻的仰慕者说，“会多算好几步。”随着帕兰提尔一飞冲天，现在泰尔变成了当代的 H. 罗斯·佩罗：本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却在他所指责的政府身上赚着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