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2日综合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再次激发了围绕“湾区”的区域政策竞争。哪里有创新，哪里就可能是中国的“硅谷”。
毕马威最新的《改变现状的颠覆性技术》的年度调查报告指出，43%的全球受访者表示，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在今后四年有可能/很有可能会从硅谷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受访者中 26%的人选择上海作为挑战硅谷/旧金山的主要技术创新中心，其后依次为纽约、东京、北京和伦敦。
中国“硅谷”的名号更像是区域创新创业的综合竞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创新创业模式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代表：以深圳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创业模式、以杭州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创业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创新型创业模式。
深圳
对于不少来自美国硅谷的极客来说，“Shenzhen”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在这个面积差一点到2000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不少的科技创新创业园。在不少外媒的报道中，深圳作为“China’s Silicon Valley”(中国硅谷)被反复提起，这是他们接触中国的第一站。
两会期间，腾讯总裁马化腾提出了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粤港澳科技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制定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政策；发挥香港“超级联络人”角色，为科技产业创新牵线搭桥以及发挥强企引领作用，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国际竞争力。
“深圳在珠三角，这方面联动其实蛮强的，因为很多智能制造、研发在深圳，制造在东莞或者在深圳周边都已经非常成熟。腾讯刚好在深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从高管也好，我们的很多人才，其实也是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人才，但是他可能会在香港、深圳两边跑，我希望这些方面能够更加开放。”接受采访时，马化腾说道。
事实上，深圳特有的地理位置以及创投资源带动创新产业的发展，其2016年创投投资案例数以及投资总金额上均已经超过广东省，排名全国第三。
与香港、东莞毗邻而居，弥补了深圳人才资源、生产制造上的短板。受鼓励政策带动，大量的香港名校学生在毕业后选择进入深圳创业。
对于创客来说，深圳具有硅谷都无法比拟的魅力。比如在华强北，你可以花费不到半天时间，将一个智能硬件的模组全部找齐。这大大节约了初创团队的时间成本。
“中国相对于世界互联网是一股新的力量，并不像过去说的C2C(Copy To China)，现在是叫KFC(Kaobei From China)，你看中国有很多原创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种个性化的资讯阅读也好，包括这种O2O。虽然是Uber先做的，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滴滴的量已经是4倍、5倍于Uber全球的总量，这个是很惊人的。”腾讯总裁马化腾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不过，对于深圳而言，要成为中国硅谷还需要平衡软硬件发展。 “硬件硅谷、硅谷硬件的后花园或者军火库，这样的定位或许更适合深圳。硅谷主要是软硬件结合，相比而言软件又会大于硬件的发展。深圳的大企业更偏向硬件的创新，但硅谷硬件比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智能硬件协造平台HW Trek创始人Lucas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杭州
杭州是一座在互联网应用层不输给京沪两地的城市，市民对移动互联网的接受度给创新应用提供了土壤，打车、线下扫码，红包、网购等数据基本能排在全国前三名，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一线城市。“不带钱包出门”等新消费理念也最先从杭州兴起。G20、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要会议落地浙江省，自上而下。
与活跃的应用层相比，杭州在开发层面则略显不足。人才的集聚效应对互联网创业而言是排在首要位置的因素，硅谷过去的科技繁荣部分得益于近在咫尺的斯坦福大学，以及围绕大学形成的创业氛围。在这方面，杭州的人才禀赋明显弱于理工科高校云集的北京。
但这两年，受薪酬水平、发展前景、甚至空气质量等因素驱动，根植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网易等巨头对国内一线城市以及海外人才的吸附力迅速增强。蚂蚁金服、阿里云等陆续有此前在美国科技大企业任职的高管“回流”。阿里云总裁胡晓明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自豪地说，未来全球云计算领域将是杭州与西雅图之争。
杭州这种对人才的聚集效应更多体现在大公司和成熟企业身上，而非主要作用在创业圈与初创企业中。但大公司离职员工填补了该领域的人力不足。像阿里巴巴围绕离职创业员工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橙会”文化，每年都会在西溪园区等地举行“校友会”。这些离职员工很多在北京、杭州等地创业，创办了像蘑菇街、滴滴打车、丁香园、铜板街、同程旅游、易到用车、唱吧、珍爱网等互联网企业。马云对此称，希望未来中国的500强中，有200强的CEO来自阿里系。
但这个过程也体现出“硬币两面”效应。在BAT中，阿里整体上更偏运营层面，而非单纯的技术层面优势。因此这些离职创业者选择的大多是本地生活、O2O等服务领域，即运用互联网重新调配线下资源，提升利用率。这也是目前杭州互联网文化中最浓墨重笔的部分，与北京相比，杭州在纯技术创新上的戏份要少一些。
事实上，这也是国内整个互联网与硅谷在结构上的一个差异。亚马逊对标天猫、京东，AWS对标阿里云，Facebook和Twitter对标微信、微博，谷歌对标百度，Uber对标滴滴等，但在与C端消费者距离较远的领域，比如太空公司SpaceX和蓝色起源这种在技术上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领域，在国内很难找到对标物。这表现在结构上就是中国互联网更重模式而非技术创新。
此外，创新层面的内生机制与土壤也是杭州乃至全国一线城市需要补齐的短板。“我们过去也走过弯路，搞一个研发中心，就让他们干创新，发现其实干的都是重复性的产品工作，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创新。”在去年乌镇大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创新的提问时，马化腾在现场说，创新不是先要划一片地，盖几个所谓的创新创业园区，专门安排一个团队并设定绩效考核去搞创新；而是要在快速服务用户的过程中去改进产品与服务。当时坐在他身边的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点头表示认同。
北京
相较于深圳和杭州，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公司似乎更容易出现在北京，从三年前的上门服务到如今的共享经济，北京成了新兴商业模式的试验场，当地的消费者也非常容易接受这些新的消费理念。
北京的创业创新近年来也正在向以技术为驱动的方向发展。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新晋中关村独角兽企业的有32家，这些独角兽主要分布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网络安全等领域。和往年相比，技术驱动特征越来越明显。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郭洪表示，中关村独角兽企业是靠“四轮”驱动的，包括技术创新驱动，商业模式驱动，资本驱动和市场驱动。
中关村效应不止发生在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以来，中关村产业园开始向环北京城市群辐射，也将中关村里的创业大潮引向京津冀。比如去年开始推进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据报道，其今年的目标是引进100家科技企业。
近年来，从硅谷回国创业的技术型人才越来越多，除了国内市场的诱惑，国内的资本也会经常出海网罗人才，不仅如此，国内的VC投资规模增长迅速，2015年时，中国互联网企业吸引的VC投资达到203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163亿美元。
在模式上，北京以及创业氛围上都更倾向于硅谷的发展路径。“中国硅谷毋庸置疑肯定是北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个投资人都这样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一财经记者。
小米科技创始人兼CEO雷军表示对北京和深圳都特别了解，“我觉得各有优势，都是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北京大学多、人才多，而且创业氛围也非常浓。而深圳的商务环境非常好，创新氛围也非常浓，有的是产业基础。“我觉得在美国也不仅仅是湾区(硅谷)一个创新点，就包括波士顿也是美国创新力非常强的地方。我觉得中国如果能形成这两个创新的中心的话，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帮助。”
硅谷的发起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一批蜚声国际的高校，其中以斯坦福为首，位于湾区以及给湾区输送研究与毕业生资源的著名高校多达到8所。而创投在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早起风险投资，该地区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在这两方面，北京或许更贴近硅谷模式。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VC投资案例中，北京以1106起位居第一，比第二名上海，第三名深圳的总和还多。投资总金额达到458.78亿元，是上海的两倍有余。
“北京在Industry(产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更超前，加上高校研究院资源集中，这个其他地方也无法比拟的优势。”云九资本创始合伙人邱谆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一直是硅谷最热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但在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不再是一个追随者。”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盛希泰说道。
事实上，无论是北京还是深圳，中国并没有没有哪个地方真正跟硅谷相似，“北京更像硅谷，也是基于目前的情况而言，早年曾有人总结过硅谷成功秘诀，只有两个字——天气，或者说环境，主要是加州，尤其是北加州冬暖夏凉，没有什么雨，阳光非常好，于是吸引大家过来。从这点上来说，北京也面临着挑战。”邱谆告诉记者。
中国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靠拷贝别人的模式，因此无论像与不像，只要能够发出中国的声音，或许就是最好的路径。
毕马威技术、媒体和电信业务全球及美国主席 Tim Zanni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许多国家和城市在努力按照硅谷技术创新的模式进行复制和建设，并取得了诸多的成绩。虽然人们可以对是否能够复制硅谷模式持不同的看法，但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却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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