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期，英国凭借蒸汽机革命成为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随后美国复制欧洲硬科技之路领跑至今，并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生了现代风险投资。今天，在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追赶一流的中国，抓住科技创新机遇，重回强国巅峰，时近而任重。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 米磊
9月5日—6日，2018全球创投峰会在西安召开。国内外200余家全球顶尖创投资本与行业协会齐聚古城，共同热议创业创新的激情与力量。在首日下午的《对话CEO》环节中，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和九天微星CEO谢涛就《创业是一种选择》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艾问创始人艾诚担任本次对话主持。
中国需要真正具备“梦想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2018年2月，我国首颗教育共享卫星“少年星一号”搭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颗卫星背后的团队就是谢涛带领的九天微星。在米磊心中，九天微星是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卫星应用领域的中领头羊，CEO谢涛是一个未来会在商业航天领域改变世界的中国企业家。
这个曾参与过探月工程、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奋斗十年的创始人于2015年辞职创业。虽然这一年被称为商业航天元年，但在更早之前，谢涛已从逐渐改变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像美国一样，商业变革时代的就要到来。
目前九天微星主要聚焦于 “卫星物联网”和“航天教育”双轮驱动的业务布局。并于今年下半年通过一箭多星的方式开始部署物联网星座，计划3年内部署完成72颗低轨物联网卫星星。届时，整个卫星星座单日数据采集次数将高达5亿次，实现对重型机械、物流运输、无人设备等产业位置及状态的信息监控。同时，其协同互补、同步推进的商业路径也助其在2018年实现收入过亿的目标。
作为九天微星的天使投资人，一直非常看好也给予了诸多支持的米磊也毫不避讳的肯定道：谢涛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创业者。过去在很多领域，美国都有着一些梦想改变世界的企业家。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真正具备这个目标的创业者，去用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去推动人类生活变得更好。
要想富、先修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不变的机会在基础设施
尽管马斯克的火箭升天，让许多民营企业在商业航天上跃跃欲试，但目前该领域依然是典型未知并被低估的领域。那米磊是如何在2年多以前判断九天微星的商业价值的呢?
米磊回应道：1825年，在蒸汽火车被发明的21年后，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随后美国也开始了铁路建设的黄金时期。1910年，美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了40.6万公里，营运里程稳居世界第一位。其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接近全球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发展迅猛。1992年，克林顿在其竞选文件《复兴美国的设想》中强调指出：“50年代在全美建立的高速公路网，使美国在以后的2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使美国再度繁荣，就要建设21世纪的‘道路’，它将使美国人得到就业机会，将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光纤通信企业修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确成为了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
到了万物互联的今天，美国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上。要想富、先修路。历史证明，发展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取得最高、最长久的商业价值，还能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从事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九天微星所做的，正是在物联网经济下的关键布局，其客户分布工程机械、物流等领域，科技价值和商业价值都未来可期。
目前，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开始在在卫星应用领域寻找机会。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容量大、机会多的领域，但同时极高的技术壁垒对专业度有着苛刻的要求。谢涛建议不要一上来就想做一个很大的东西，可以从一些关键的单机，比如说发动机，或者卫星上重要的零部件等切入，然后到测控以及发射服务等。过去几十年，人类创下了不少辉煌的航天印记，今天也需要更多更高的技术去改变人类的生活。民众的参与能够进入成本，加快创新，让更多的技术应用结合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航天行业需要找到能解决关键技术的创业者，以促进良好的生态。
从科研工作者到科技投资人&创业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硬科技的精神
无论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的光学博士米磊还是在代表着中国最高科技水平之一的“中国航天”工作十余年的谢涛，都曾是公众眼里的科研工作者。然而今天的他们，一个在2010年提出了“硬科技”理念，并在之后的八年里不遗余力的做着硬科技的成果产业化工作，时至今日其所在的中科创星已投资240余家硬科技企业;另一个是第一个倡导“个人卫星时代”已经到来，并发起并成立了“太空创客联盟”，开启“少年微星计划”，推动国内民间机构、创客和青少年参与太空探索，实现让普通人的太空梦想的“中国马斯克“。
对话中，二人都称对创业的选择并不后悔。米磊更是把从“研究”到“投资”归结为“历史的选择”。
1946年，为了推动美国产学研的发展，在此前二战中参与军工研究最多的MIT，在其创新转化机制的驱动下确定了创业型大学发展之路，校长康普顿联合哈佛大学等高校和几个金融机构，成立了全球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D)。第二年， ADR下注20万美元投资了现代风投史上的第一家公司——高瓦特电子。在退出时，ADR赚回180万美元，收益翻了9倍。随后整个创投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和风投起源于MIT的核心技术转换一样，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中科院每年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从“上天入地下海”到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新药，从量子通信设备再到人工智能芯片等，很多重大成果需要具体的工程化应用。因此，科研、产业和资本的融合是风险投资的溯本清源。
米磊表示，正是其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角色，看到了当年国内技术投资和产业化的市场空白，知道需要有懂技术、有耐心的投资人去更好的衔接科学技术和商业应用，并愿意尊重硬科技企业的发展周期坚持陪伴其成长。这种对原创技术项目的长周期培育，米磊称之为硬科技精神。
追赶超越的转折点：从人口红利变成创新红利，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
近一两年来，人口红利、流量红利的消褪让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开始关注硬科技。
科技创新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期望。米磊强调，并不是否定模式创新中的机会，但是中国作为这么大体量的国家，技术突破是必须正视不能忽略的。像中兴事件中，要解决芯片危机就是不能投机，就是需要每年持续的投入和多方位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技术累积和科研投资，原创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实力。比如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其研发出的不少成果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所以在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并不是从零开始的盲目。找到真正的有学术传统的、在学术圈内可以排得上号的科研队伍，他的成果基本上是靠谱的。然后再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同时，米磊也呼吁公众、投资人、政府、市场等对科技创投、对科技创新能够有更多的关注和投入。“目前中国从人口红利变成创新红利，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谁转的越及时、越快、越早，才能越好的跟上。”
而关于两位分别需要什么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米磊讲到，正如他所弘扬的硬科技精神，欣赏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团队。他希望创业者不是仅仅的追求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商业价值，更要深耕技术，有在技术上做到单点冠军的目标和毅力。而谢涛对投资人的期望则是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要帮忙不添乱、相互理解、鼎力支持，并不是只看指标上的东西。
在最后的结尾中，米磊和谢涛也对古城充满赞许，“西安是中国的硅谷，期待将有更多的创业者在这里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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