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成为乔布斯》一书，内容有删减。与《乔布斯传》不同，本书呈现了另一个乔布斯：敢于承认错误、为他人着想、幽默风趣……请享用：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
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本书作者——编者注)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 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 Ringo 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特尼( Paul McCartney) 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
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 Lanita 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 Terry 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 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年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库克愿意拿命相救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帝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活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
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
「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
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 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 Book Pro的微缩模型，Mac Book 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最后的安排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迪斯尼CEO)，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在苹果，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库埃回忆道，「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在吃吗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积极参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场营销、设计和产品发布，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止常运作。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寻找继任、思考后史蒂夫时代，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
最后的几个月，源源不断有人去他家探病。比尔·盖茨去过，奥巴马总也去过，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了饭。《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 off)和作家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都去了他家拜访，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od开发历程的书。
某天下午，比尔·盖茨在他家待了4个小时，「其实大家对我和史蒂夫的赞誉都有些言过其实。别人的功劳可能也算在了我们头上，因为如果要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清楚的话，故事就太复杂了，」盖茨说，「我的意思是，史蒂夫的确功绩卓著，如果要选一位对个人电脑产业影响最大的人物，大家应该都会选史蒂夫，这是公平的。但史蒂夫并不是上帝，并非上帝显灵带来了平板电脑。」
尽管这两位性格迥异，但依然建立了友谊和对彼此的尊重。「那天下午，我们并非想把对方比下去，」盖茨说，「我们讨论了曾经做过的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几周，盖茨给他写了最后一封私信。
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
正如库克所说，苹果的创新就如同「跑步机」般永不停歇，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转速度。「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团队的关系也不错，」劳伦说，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苹果的弗雷德·安德森、阿瓦·特凡尼安和乔恩·鲁宾斯坦，「但他更喜欢后来这个团队，因为他们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
8月11日周日，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库克回忆道，「那时候，他已经不出门了，我问他让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就现在』。因此我马上去了，他说他决定让我当CEO。我当时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担任CEO、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他，『你有什么现在正在做，但内心却不想做的事吗?』」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库克笑着说，「他说，『由你来做所有的决定。』我说，『等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说些激励他的话，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看过一个广告设计，觉得还不错，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他笑了，说，『希望你至少来问我一下!』我问了他两三次，『你确定要让我当CEO?』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身体情况在好转，我工作日经常去他家，有时周末也去，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在好转，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多年来，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库克已经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内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
「只有内部员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库克解释道，「如果我要离职，肯定也会推荐一位内部候选人，因为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事业和企业文化。我觉得史蒂夫还认为候选人必须具有披头士精神，如果候选人仅仅想成为史蒂夫第二的话，是没办法很好地为苹果服务的，而且我认为世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史蒂夫，虽然很多人想往那个方向努力。他知道我不会傻到想去模仿他，也从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关于继任问题，史蒂夫和库克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因此库克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也探讨过史蒂夫去世后苹果的发展问题。根据库克的说法，「他不希望我们问，『史蒂夫会做什么?』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的发展停滞不前，史蒂夫非常痛恨这一点，他要确保苹果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 的8周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我和他一起看了部电影，」库克回忆道，「我们看的是《冲锋陷阵》(Remember the Titans，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他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边看边聊，聊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快乐。然而那个周末，情况却急转直下。」
约翰·拉塞特(《玩具总动员》导演)接到了劳伦的电话，让他赶紧来见史蒂夫最后一面。「我待在他的卧室里，那间屋子本来是书房，后来改造成了他的卧室。」
我们聊了皮克斯迪士尼，后来他对我说，『我累了，想睡一会儿，』于是我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他很特别，」拉塞特说，「有一小群人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密，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我们都很想念他。2013年11月(乔布斯去世两年后)，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到得比较早，蒂姆也来了，他走过来和我聊天，很自然地聊到史蒂夫。我说，『你想他吗?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库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给我看，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
「生命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成长，」吉姆·柯林斯说，「大部分领袖并非生来就如此伟大，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成长。史蒂夫正是这样的，他的故事并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成长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0版本，看他从55岁到75岁的经历一定很有意思，一定会比之前更加优秀。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史蒂夫3.0了。」
「一家伟大的公司具有三个特质，」柯林斯把话题转到了苹果公司，「第一，票亮的财务数据;第二，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与众不同之处;第三，持续发展，随着技术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演变，不会因为一位领袖的离开而停滞不前。第—点和第二点苹果已经做到了，史蒂夫正和时间赛跑，试图帮助苹果达成第三点。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对苹果的最后考验，目前还没有答案。苹果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应该能够做到。」
史蒂夫去世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苹果都是一家杰出的企业。2011年年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苹果是最成功、最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企业。苹果一直致力于利用小团队之间的合作，以高效、非官僚的方式持续打造卓越的产品，尽管到史蒂夫去世时，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但这一传统仍旧没有改变。比起1997年史蒂夫刚回苹果时，2011年公司利润率更高，收入来源也更丰富。高管团队久经沙场，而且很少出现人员变动，除了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其他成员基本没有变过，成为公司品牌与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非常擅长设计、生产、营销卓越的产品，史蒂夫曾经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苹果都一一实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