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指对社会中自身性别认同相同或性别相同的社会成员产生性吸引和/或性冲动的性取向。同性恋与同性性行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一个有同性性行为的个体不一定是同性恋者。同性恋现象在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各个社会、各个历史阶段都普遍存在，但是作为现代意义概念的“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最早是由匈牙利的Karl-Maria Kertbeny与1869年首先提出。该词由希腊单词前缀homo-(相同)和字根sex(性)组成。后来受到精神学科的广泛采用。因此在英语使用国家，同性恋者一般比较拒绝使用这个医学术语很重的单词。

但是由于世界各地文化思想存在很多的差异，这样无形中导致各国对同性恋人群也有一定的争议。虽然这一现象在世界一小部分国家“如：美国”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但大多数国家仍然对同性恋婚姻问题存在法律空白。尽管如此，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在中国同性恋者也不在少数，如今随着网络与交友APP的发达，我的感觉是“无处不在”，男同性恋一般称为GAY，女同性恋称lese!而且同性恋早在中国古时时候就有之，并有固定的称谓：如(龙阳之癖，断袖之癖)。并且为数不少，很多达官贵人都好此一口。

2017年12月28日，中国同志社交软件放肆播(主要用户是男“同志”)基于其APP端和第三方机构数据调查，搜集了大量相关数据 。其中显示，“同志”人群在我国的分布最多的前四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区。而且调查同时显示有40%的男“同志”考虑到海外接受代孕服务.

之前有机构针对全世界同性恋人群进行了数据统计和估算，得出一个结果：同性恋人群在占总人口的5%。以此推算，在我国一共有同性恋者近7500万人次，而他们都有各自的父母、家庭和社会关系，同样他们的生活也牵动着社会整体。对于大众群体而言，现在“同志”人群大多数仍处于隐性或半隐性的状态，总体来讲只有5%被调查的同性恋群体自称"完全出柜" (亲戚，朋友，和同事皆有出柜)，4%对公司老板/上司出柜，12%对亲近的同事出柜，20%对一些家人出柜，和56% 对好友出柜。越城市化的居住地，出柜的概率就越大。目前还有30%的人群完全没有出柜。关于这一人群的日常生活，第三方机构也将其作了一个详细报告调研。

从下面同性数据分析报告的区域图就可以看出来，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集中、社会包容度越高的地区同性恋人群相对越集中。最新同性恋交友平台“放肆播”大数据显示，其用户注册最多的省市地区也与下面分区吻合，排名前四的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山东。在中国，放肆播注册用户最多的省市。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的出来，尽管同性恋在中国一直不被大部份群众认可，但在中国同性恋的消费能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之前有机构公布一项对中国3万同性恋群体的调查发现，他(她)们的月薪平均为155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他们对品牌的消费意识一直保持着坚持，而且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大都没有子女抚养，所以经济压力可以大在减少。所以“同性恋”人群的消费能力比一般人要高很多，那么他们平时一般会关注哪些信息?往哪里消费呢?男同交友平台新起之秀“放肆播”分别对他们进行分类调研，得出了一些数据(如下图：仅供参考)

1.工作类型：(采访同性恋人群从事的职业情况)

从职业的分布可以看的出来，同性恋者当中大部分所从事的行业都是在所有行业种类中属于中高阶层薪资。

2.居住环境

3.资讯、品牌及兴趣

关于资讯：在同志们最喜欢看的资讯类型中：娱乐、情感、美容、美食相关性的最，此外，爱看综艺爱吐槽也是同志们的共同爱好，爱分享、求认同是他们共同的情感诉求。

关于座驾及品牌：在同志们的眼里就一句话“要就要最好的，要做一个傲娇的人”座驾也一样对于他们来讲汽车品牌的关注前五汽车品牌是：宝马、奔驰、奥迪、本田、劳斯莱斯。

关于护肤与化妆品的品牌：高端大气上档次对同志们而言是人生标配。对外而言，座驾必须大气，同样护肤也要毫不含糊，同志群体喜爱的护肤品牌不乏SK-2、海蓝之谜等高端品牌。

4.关于运动：说到“运动”：同志们从颜值完美嫁接到了身材，但大部分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宗旨“拒绝流汗，拒绝碰撞，运动也要优雅”;所以排球、网球便是他们的运动首选，算是将“优雅”发挥到了极致。

据放肆播数据显示，同性恋者大叔级的也占了这个群体的很大比重，也不一全是“小鲜肉”而且大叔各大交友平台(包括放肆播)的线上活跃程度非常高，远远超异性恋人群。所以不要以为一交往的都是小鲜肉，也有可能是大叔哦。目前使用放肆播平台交友的“男同志”在，有将近一半分布在18-25岁之间，但在26岁-3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比例各占35%和9%，而且大叔的线上活跃度比18-25岁的用还要高。

无论社会包容到何种程度，同性恋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都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最近有报道说，科学家们声称同性夫妻未来某一天可能拥有与双方同时具有遗传学相关的孩子，但如今这一愿望暂且难以实现。目前，一些开放的国家为了保护公民结婚生子的权利，同性恋不用办理繁琐的手续，就能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借精或借卵拥有孩子。因此，海外代孕服务颇受同性恋人群的欢迎。

数据显示，30%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海外代孕服务。有40%的男“同志”考虑接受这一服务，比例超过女“同志”。与此同时，海外同性结婚服务也同样受到了“同志”群体的青睐。有70%的受访者表示想要跟自己的同性伴侣到海外去注册结婚。不过，调查同样显示，“基友”相比“直男”，恐婚程度并未降低。表示愿意支付4-6万获取海外同性结婚服务的同性恋及双性恋女性比例要远高于同性恋及双性恋男性。

中国同性恋调查报告

导语：报告反映了中国性少数群体在法律制度、教育、职场、家庭、宗教、医疗服务、心理健康、媒体、社会服务及其他领域的生存现状。报告还探究了性少数群体遭遇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以及社会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来源：中国人大、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报告指出，中国的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只有5%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绝大部分LGBTI 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视，尤其是在家庭内部;来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为根深蒂固的，家庭是排拒和歧视发生最多的地方，学校和工作单位次之。

报告表明，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一旦服务提供者获知或仅仅怀疑性少数人士的性倾向或多元性别身份，性少数人士在寻求相应服务时就会面临许多困难。感染HIV的性少数人士更是遭遇双重污名化，在获取疾病防治及无偏见的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时面临重重障碍。

最重要的是，报告表明公众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大多数受访者对性少数人群并未持负面或刻板态度，青年受访者对于性及性别多元现状的态度更为开放、包容。报告指出，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意味着LGBTI人群面临一次重大机遇，也表明当下的中国社会有可能成就迅速、深刻的变化，尤其有赖于公民社会、政策决策者、学术界、媒体以及性少数人士自身的正确指引。这也表明，教育、立足事实的信息，包括媒体对性的多元现状更加客观真实的报道，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次调查报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同志中心共同发起，并获得数十家全国及地方团体、企业及媒体的大力支持。本调查旨在为社群组织及国际机构提供基础性数据，以此推动中国制定反对歧视并保护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相关法律、政策。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性少数人群往往是社会中最为边缘、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蔼洁说，“因此，关注他们的需求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本原则和使命就是‘不让一人落伍’。”

出席报告发布会的还包括来自政府部门、联合国驻华机构、各国驻华使团、学术界、社群组织、媒体及其他发展合作伙伴的代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同志”区域项目为本次调查报告提供支持。“亚洲同志”项目旨在消除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或间性人的不平等现象、暴力及歧视，并促进所有人享有医疗及社会服务。

在中国当同性恋，下场可能是被送去电击

1997年，《刑法》删除了流氓罪，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是一种罪行;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删除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是一种病症。

在同性恋去罪化和去病化以后，同性恋在中国的境况依然举步维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的时候，同性恋的话题在中国依然是个禁语。

与此同时，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中国社会主流观念对同性恋的态度，并不像某些对同性恋处以极刑的国家一样极端。

能掰直就掰直

根据李银河的调查结果，中国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还不高，显示出一种中华文化特有的“中庸”态度。坚决接纳同性恋和坚决反对同性恋的，都是公众的少数。

有四分之三的人能够容忍家庭成员中有同性恋者，但是希望他改变。对同性恋者的一般权利，大部分人持肯定态度。例如，九成以上的认为同性恋应当和异性恋一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超过八成的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在身份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同性恋基本权利之上提出的进一步要求，认同人群的比例则大大降低。

接近半数的人认为，以同性恋内容为主题的电影电视节目，不应当允许在国内公开播放。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同性恋不应该拥有做教师的权利——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不可以在学校当老师;如果孩子的老师是同性恋者，会要求学校换老师。而在更进一步的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表示反对的人则达到了七成，该比例远高于网上调查的结果。

中国人对同性恋尽管不像穆斯林国家那样充满敌意，但在许多人心里，同性恋依然是一种思想的异化，这种异化能矫正过来就最好不过了。

大型问答社区“知乎”的“同性恋”话题下，有个超过2000个回答的问题：“怎样才能坦然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在提问中，这位母亲试图为儿子找心理治疗师，来扭转他的同性恋倾向，并坚定地相信“同性恋是可以治疗的”。

上世纪80年代，南京脑科医院医生鲁龙光，是首批对同性恋展开医学研究的专家。当时，他首创了心理疏导疗法。对同性恋这种“性变态患者”，他认为可以采取“疏导心理治疗”方法——先通过刺激物让患者心理病态兴奋，然后给患者注射药物让它恶心呕吐，达成恶性条件反射。

1981年到1991年，在被治疗过的1000名同性恋中，有328人做过疏导矫正治疗，随访一年以上的82人中，他表示，三分之二的人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

直到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才在精神疾病中剔除了同性恋，是同性恋去病化的第一步。但这个标准仍将“自我不和谐型的同性恋及双性恋”列为性指向障碍，这就为“治疗同性恋”留下了一个可能的理由。

北京回龙观医院联合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就精神卫生和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发起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去病化超过十五年后，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是心理疾病，有11.3%的人认为同性恋是道德缺陷。

目前在国内，仍然有许多的“扭转治疗诊所”提供这样的服务，采用电击等治疗手段，对同性恋者予以“治疗”，让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

根据“Uncover-同志友善地图”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7月2日，这样的扭转治疗诊所至少有46家。从百度搜索的结果来看，能够提供“扭转治疗”的“诊所”和“心理治疗师”则远远超出了Uncover的统计结果显示的数量。

Uncover 同志友善地图里对于“扭转治疗诊所”的显示。

从统计结果来看，“扭转治疗诊所”数量较多的省级行政区是上海，其次是江苏和陕西，然后是北京、黑龙江、河南和四川。

沉默不语的歧视带

同样是歧视同性恋，不同省份也表现出了地域特色。

2015年初，网易针对移动端用户发起了对同性恋态度的粗浅调查。结果显示，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内蒙古、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省份对同性恋的反对程度最高，其次则是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份。

网易的调查结果。

在西部省份，宗教、民族关系、贫困、乡村文化态度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差异加剧了西藏、新疆等自治区的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挑战。调查显示，同性恋在宗教生活中，完全拒绝谈论或承认自己的性取向的人数超过八成。

对西南地区男同性恋的一项研究指出，有大量同性恋者将恐同内化，他们厌恶自己的性取向，对自己是同性恋感到羞耻。有两成的受访者，想要避免和其他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有私人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非常孤独，并努力让自己在异性面前更加有吸引力。而接近四成的人则表示如果有机会变成彻底的异性恋，他们一定会接受。

这种东西部地区差异，也和城乡差异有关。2015年《“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对性少数群体的保护性立法或政策，对同性恋的社会接受度随城市规模递减。越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对性少数个体的孤立就越严重。

偏远的农村地区难以被公益组织力量所覆盖，而自身则难以形成社群，在这些没有数据的“沉默”之地，他们受到的歧视，难以用确凿的数据和言语衡量。

2014年9月21日，河北行唐县，烨斌斜倚着爱人安伟，站在自家等待收割的玉米地里。这对同性爱人，已经共同在这个小乡村里生活了三年有余。/《特刊》冯中豪

网易调查结果还显示，四川省和广东省，是对同性恋歧视程度最低的几个省份之一。然而，世纪佳缘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2015年9月，世纪佳缘网发布了第五期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调查了8万多单身男女对于同性恋的认知。

结果显示，在认知程度上，被称为“gay都“的成都，在男性群体中成为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现象的地区，有近一半的成都男性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扭曲的心理变态”。

梁斌针对成都高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中也指出，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男生认为同性恋违背道德。

四川作为西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社会观念相应较为开放。世界范围的调查显示，平均而言，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对同性恋的态度越包容，对同性恋平权和同性婚姻的赞成比例也越高。成都当地的同性恋也认为，成都本地文化对同性恋比较包容。在成都常见的茶馆里，虽然同性恋人群一般聚集在茶馆的特定区域，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非常坦然。这种喝茶的习俗和茶馆里相对自由的氛围，让这种差异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得以公开表达。

但成都的“gay都”名号，也许是有所夸大。成都自古以来经济较为发达，人民生活富庶，这种包容态度更多来自于对多元文化的见怪不怪。蜀地处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文明发源地之间，自古就是各民族东西和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近代也有三线建设大内迁，是个移民的大熔炉。同时巴蜀也是道教的发源地，讲求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度更低。

而和北京和上海相比，成都对同性恋的态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放。这种名声，更有可能是来自和更保守的周边地区的对比，以致于附近的同性恋愿意在此处聚集。

“gay都”的名号，也是在互联网逐渐发达的近几年才出现。在互联网上，人们对同性恋有更高的包容度。人们获取同性恋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传播媒介，传播媒介的态度直接影响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互联网上的信息开放多样，观念多元，因而信息来源越网络化的人群，对同性恋越包容。

从男风盛行到流氓罪

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会歧视同性恋?

在古代中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大体是宽容的。在传统社会中，从未出现过对应当同性恋处以极刑的观念和立法。在佛教、道教和儒家的观念里，也没有直接对同性性行为和情感关系予以否认。

明清时期，中国男风盛行，几位皇帝都有同性恋传闻。清朝帝王中有可能是同性恋的当属乾隆。和珅的出身和才能都不算出色，人们认为他受宠的原因可能是与皇帝有非同寻常的私交。《清朝野史大观》里，称乾隆“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倍加怜惜，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而董贤的骤然受宠，是因为得到了汉哀帝的断袖之爱。

古代的断袖之爱。

至于同治皇帝，民国费行简所著《慈禧传信录》里记载道，同治忽然病逝最初是因为沉溺男色：“耽溺男宠，日渐羸瘠”，“初受病乃在男色”。而溥仪的同性恋传闻则恐怕是最广为人知的。潘季桐的《末代皇帝秘闻》写道：“溥仪自成平民以后，坦白地对来访记者承认，小时候喜欢手淫，特别喜欢把漂亮的小太监叫到身旁……换言之，也就是行同性爱罢了。”

除了这些皇室的同性恋传闻外，社会各界对同性恋也是见怪不怪的态度。

写出三大本道德教育小说的冯梦龙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是非常先进，他编著了《情史》一书，专门搜集各类爱情故事。其中有“情外”一类，专门列出自古以来各种文献里记载的同性恋爱情故事，并加以点评。

他引用古语：“女以生子，男以取乐。天下之色，皆男胜女。羽族自凤凰、孔雀以及鸡雉之属，文彩并属于雄。犬马之毛泽亦然。男若生育，女自可废。” 放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恐怕中国没有哪个小说家敢这么公然出柜。

冯梦龙邮票。/中国集邮信息网

不过，在注重家族观念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有一个前提，即不能超越社会等级制度，更不能打破传统婚姻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潘绥铭认为，当代的一夫一妻制是当代中国人开始歧视同性恋的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度。在古代，男性只要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同性恋只是他在一般性关系外一个无伤大雅的选择。但是，在实行专偶制度以后，一旦男性选择同性恋，则意味着他不能产生后代。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这是一种“羞耻”，因为人们认为传宗接代是一种义务。

独生子女政策也会导致对同性恋的压力增大。如果父母不止一个孩子，则对于抚养后代的期望就不会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同性恋者受传统婚姻的压力会降低。

将艾滋病与同性恋划上等号，也是歧视同性恋的原因之一。中国从没有经历一个类似美国七八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对同性恋的认知，更多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而非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

1976年，纽约街头的男同性恋平权游行。/History Colorado

特别是由于大多数同性恋都不愿意出柜，向身边的人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因而非性少数群体对同性恋的认知更多来自媒体的宣传，而非亲身的感知。

早在1980年，《人民日报》中就首先出现了“同性恋”的字眼。在1980-2011年《人民日报》中提及同性恋的188篇文章中，有超过80篇文章是以“艾滋病”为主题的。在80年代，艾滋病刚刚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人民日报》中就有文章称艾滋病“是同性恋特有的疾病”，“起源于美国同性恋团体”，“艾滋病患者仅限于一些脱离社会正常生活的群体，诸如同性恋，以注射方式吸毒的瘾君子等”。

即使在1997年同性恋去罪化以后，在主流媒体报道中，同性恋也常常和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人民日报》在2004和2009年的一些报道中，强调了男同性恋暴力攻击女性、强迫异性恋男性卖淫等行为。2002-2008年新华网的318篇针对同性恋的报道中，三成的主题是同性恋与犯罪。

同时，媒体还加固了公众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在针对同性恋的新闻报道中，充满了歧视性的词汇，强调同性恋者“雌雄难辨”和“淫荡”。即使在对在同性恋去病化后，新华网仍有接近两成的报道，使用了较多歧视性语言。至于对同性恋权益的探讨，则更多以外国新闻为背景，较少讨论中国背景下的同性恋权益问题。

2017年6月，正在上海一艘游船上拥抱的同性伴侣。/Reuters

但随着社会进步，近年来，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在中国新闻网在2009年-2012年对报道中，以同性恋和犯罪为主题的居多，但2012年之后，婚姻、权益类的问题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正面和负面倾向的报道数量不相上下。

但媒体报道对同性恋态度的扭转速度，与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变化速度，也许不能同日而语。

对上万个性少数群体的调查显示，家庭才是歧视发生率最高的地方，其次是学校，最后才是职场和宗教生活。

对于中国的同性恋来说，外界的声音再难听，也比不过家里人的一句“去医院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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