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从7月4日起，对韩国出口关键技术的材料施加限制，由此日本和韩国这对矛盾重重的老冤家和新对手，最终走向了贸易战争的新台面。
这场赌注了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命运的事件起因，表面来看：仅仅只是韩国法院对日本企业强制赔偿“韩国劳工”的裁决，该裁决要求日本公司赔偿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强迫劳动的补偿。
而更深的原因，则是日韩崛起背后，深埋于科技产业链条的利益之争。
邱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日本和韩国的科技战争背后，显然不止旧怨，还有5G赛道下未来国运之争的新仇。而这场日本与韩国科技战争的起点，怕是要从日韩崛起的历程，慢慢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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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倔强的崛起历程
1945年，日本战败后经济直接进入休克状态，面对满目疮痍的废墟，日本虽然失去了企业，但却因主动投降的协议而保留下了重建企业的人才。
面对主动投降并成为美国驻军基地的日本，和战后进入美苏对峙的新“冷战”，让美国将日本直接设为了亚洲对抗苏联第一阵地。
在这种特殊优势的保护下，日本前五年的重建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援助，并在1950年凭借扎实的人才底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良性运作。
这种与美国的蜜月期，一直持续到1987年，日本对美国发起的半导体战争。
而在此之前，这段蜜月期内，美国先是在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日本成为美军军需生产和维修的基地，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当时为日本支付巨额的特殊采购，这些特殊采购占当年日本出口贸易的27%。
除了对日本生存产品的特殊照顾，美国还在自己的铁杆盟友英国的强烈反对下，帮助日本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使得日本早年期间可以向一个“正常国家”不断迈进。
除了美国的援助，日本自己本身也较为争气，1956年，日本政府制定“电力五年计划”。
这次计划，直接拉开了日本和美国的第一次贸易战争。
据公开资料显示：1957年到1972年，日本纺织品开始抢占美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美国贸易保护者视野的日本商品。面对日本在低端制造业的强势，1957年后，美国开始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这次交锋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
1958年，基于自身强大的工业底蕴，日本政府开始引导企业生产如汽车、电视等家用电器和钢铁，并由此埋下了日本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岩户景气)和与美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贸易战争。
其中，第二次贸易战争发生在1968年-1978年，这次贸易战的主角是与汽车制造息息相关的钢铁;第三次贸易战发生在1970年-1980年，到了第三次时美国忌惮的日本商品已经从基础材料，发展到了当时科技前沿的彩电产品。
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在日本快速崛起时，美国为了培植制约日本制造业的备胎国家，已经在1960年后开始大力扶持韩国的发展。
这种培植，随着1985年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突飞猛进，而成为了在美国偏心下，让韩国崛起与日本衰落的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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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泯灭与韩国的命运转折
1980年到1990年是美日韩三国国运的重要转折。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直在为自家的通货膨胀做斗争。
其中，随着美元紧缩政策的执行，美元汇率开始飙升，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开始集中在美国投资。美国市场出口下降和进口上升，贸易逆差增大。
虽然美国通过货币紧缩，控制住了通胀，但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大，美国政府却也因此攒下了巨额赤字。
1980年到1990年，作为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黎明转折的关键十年，美国突然发现自己所主导的科技世界已经失去了核心的话语权。 当汽车、电力、稀有材料和娱乐发展到无线电的前沿，美国的各个高精尖领域已经四处可见日本企业的影子。
其中，1985年广场协定前，日本的汽车已占据了美国市场的25%，而美国汽车仅占日本市场的份额的1.5%。
另据公开数据显示：1970年到1985年，富裕后的日本开始全球投资。
1985年时，日本对外投资额占到了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20%左右，而美国却因自身的经济问题，从全球跨国投资的54%逐渐萎缩到了15%左右。
日本的崛起直接体现在半导体产量的提升上。1983年，美国所重金押注的半导体产业，被日本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技术优势，实现反超。
所以，在美国因为经济问题而陷入焦头烂额的那几年，日本经济的强势随着美元的不稳定而在美国内部爆发了强烈的对日情绪，“Japan bashing”成了美国人的高频词。
而这种情绪的爆发，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一部分军事因素和产业布局上的利益冲突。
因为在1985年以前，日本的半导体产品更具成本优势，所以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分工，引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据一位知乎网友介绍：当年强势美元使得许多国防产品的部件生产被转包给日本企业，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军事化倾向，最终引发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问题担忧。
1987年披露的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而这一事件，也让里根对不断玩火的日本直接发起了二战后美国首例贸易制裁，即《超级301法案》。
除却日本在军事因素上的自我玩火，美国在科技市场的布局受阻，也是美国对日本发动最强“贸易战争”的重要原因。
1985年是美日韩三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的科技领域，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下已经让PC市场的未来渐渐明朗——得标准者的得天下。而当时，美国的唯一对手只有日本。
所以，面对日本在美国的DOS系统之外，独自开辟TRON操作系统的“作死”事实。以及美国软体业界律师哈威尔的警告：“一旦TRON成为标准，日本资讯业将摆脱对美国软体工业的依附，美国再打入日本市场，将难如登天。”
1987年-1991年，美国开始以《超级301法案》为敲门砖，配合美元贬值及日元升值的对赌性汇率操控手段，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和操作系统的萌芽市场，实施了毁灭性的精准打击。
1989年12月29日，随着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57.44点后的瀑布式崩盘，日本彻底退出了与美国的PC话语权之争，而半导体产业也自此走进了下坡路。
而美国在PC话语权上的胜利，为美国开创信息时代的绝对主导地位，攒下了30年辉煌的最优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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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国的“偏爱”
韩国在半导体市场的崛起，除却日本在“日美半导体战争”中的战败因素外，也和早年韩国在得到美国半导体技术援助时，积攒下的人才基础有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曾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并结合三星等财阀的企业基础，在与美国的合作中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其中，1962-1996年间，韩国政府制定的七个五年计划中，第1-4个五年计划称为“经济开发计划”，第5-7个五年计划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而这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作，让韩国得以在历史潮流中，抓住了美国扶持韩国对抗日本的初心。
事实上，1995年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虽大，但韩国所能从事的半导体工作也仅限DRAM(内存)市场，而美国这边在1989年确定Windows系统为世界PC标准后，则快速通过扶持英特尔掌控了PC处理器X86架构的绝对话语权。
1992年时，三星凭借64M DRAM芯片成为当时内存芯片的龙头企业。三星在半导体产业崛起后，也曾一度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
危急时刻，三星掌门人李健熙利用美国对日本在“军事玩火”尚未消除的恐惧，派人游说克林顿政府说：
“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而对日本则最高收取100%反倾销税。
在世界最大的电子消费市场属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十分依赖美国进口的1990年。美国对韩国的偏爱让韩国在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有恃无恐。
随着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遇阻，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显示面板及其他信息时代的诸多产品，都受到了美国“偏爱”的波及。
比如，1989年后，用于生产OLED显示面板的蒸镀机的制造商Tokki公司曾一度濒临破产。而在这个特殊时期，韩国三星给到了Tokki公司蒸镀机的救命订单。
基于这段“友情”经历，在过去几年Tokki公司生产的高端蒸镀机产品，基本全部给到了韩国三星。正因如此，三星才能在全球各地，四处建设OLED生产线，并在今天直接拿下了手机OLED屏幕市场93.3%的占有率。
而Tokki公司在走出困境后，随后被日本企业佳能收购，更名Canon Tokki。
1995年以后，随着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战争”及“电信战争”中的落败，美国凭借英特尔和微软成为了世界互联网中心。而韩国则借助为美国的互联网帝国提供DRAM内存芯片和屏幕生产等互补服务，在三星、LG和现代等跨国公司的带动下，于2006年凭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成为发达国家。
这其中，有着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插曲：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
韩国外债高筑、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高升。而此时，韩国接受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并在这次美国限制各种条件的原著中，对企业、金融、公共事业和劳动用工四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数据报告中，韩国是全球GPD与研发投入比最高的国家，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谁比韩国更舍得花钱搞技术。
改革后的韩国，每个国民经济的核心领域的企业中都有美国资本的身影。凭借美国资本的援助，韩国仅在1999年就走出了金融危机，成为东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最早恢复的国家。
而在美国和韩国借助互联网及芯片等现代化科技产业飞速发展的那三十年，也被成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只是，和我们认知所不同的是，日本并非缴枪投降的落败，而是忍辱负重的进行着自己的科技布局。毕竟，无论韩国对日本有着怎样的“恩情”，日本人怕是比韩国人更了解韩国仇日的决心。
4
日本的隐形布局
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快速腾飞，并在2003年实施了“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
这次战略，韩国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让电子、造船、汽车和钢铁产业都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飞跃。
根据OEC的公开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集成电路(104 亿美元)，汽车(401亿美元)，精炼石油(325亿美元)，客船和货船(244亿美元)和汽车零部件(199亿美元)。
而日本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汽车(101 亿美元)，汽车零部件(34.9亿美元)，集成电路(265亿美元)，具有个人功能的机械(22.6亿美元)和工业打印机(13.6亿美元)。
所以，简单的综合对比而言，在集成电路市场：拥有三星和LG等国际一线电子消费品牌的韩国，却并不及只有索尼、夏普和康佳等品牌的日本。
其中的反差原因，主要体现在韩国和日本在产业链布局上的差异，更注重上游产业的日本还隐藏了不少实力。
比如，虽然韩国三星是全球第一的手机设备供应商，并在屏幕、内存芯片和缓存芯片市场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全球70%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和50%的NAND闪存市场)。
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公司在这三个韩国电子消费产品市场的最强领域，拥有基础高精尖材料的最强话语权。其中，聚酰亚胺用于制造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抗蚀剂是内存芯片的涂层物质。而生产这些基础材料的日本公司，是外国其他公司的总和甚至更多。
根据2018年第三方报告中，韩国依存度较高的日本企业TOP10的截图显示：
在韩国的电子机器、精密机器、机械等电子系厂家和化学系厂家中，大约有6成上述行业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产品的输出。
而这些技术和产品，目前都是韩国在手机、超薄电视、汽车等工业品的基础部件。
简单来说，日本做的是生产三星手机和三星屏幕“机器”的生意，而三星做的只是用日本机器来生产更下游产品的买卖。
因为拥有这些高精尖基础材料的本地化供应，使得日本得以在集成电路市场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技术。
其中，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全球前十大机器人厂商中有五家是日本企业：发那科、安川、那智不二越、爱普生以及川崎。
假如，日本在机器生产上的利润低于三星，那拥有基础材料和第一手生产设备的日本，为何不去做韩国在做的生意?
所以，日本在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低调布局，要优于韩国在科技产业中对手机生产的技术地位。
而这种更上游的技术基础，在即将开启的5G时代，可以让日本轻易涉足韩国已有“电子”的生意，但缺乏“一手机器”生产能力的韩国，却很难突破日本的技术壁垒。
更为重要是：
在5G即将开启的AI智能时代，日本的机器人技术积累，远比韩国只做手机和日常电子消费品来的厚重。
其中的差异，与5G时代开启后的比拼，谁胜谁负的争论应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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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七寸
韩国与日本的对手戏，是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小缩影。
1988年，三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大哥大SH-100。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局限性，这款大哥大屏幕并不能显示太多的内容，电话号码都显示不完整。
2000年后，手机市场才随着移动网络的完善，而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当时的第一个移动巨头诞生在摩托罗拉身上，但这一地位随后便被诺基亚所取代。
2007年，谷歌的安卓联盟成立。面对安卓和苹果的发力，时代易主背后，三星选择了跟随，而索尼选择了向上游进发。
2019年，根据多个权威数据机构的统计，三星手机依然凭借29.47%的出货量占绝着世界手机第一的位置，而索尼等日本企业则因市场份额太小，并未出现在任何类似报告的文字中。
作为曾经手机界与三星争霸的巨兽，索尼退身背后，并未离开手机市场，事实上仅在CMOS领域，索尼就把控了近50%的市场份额。而在CMOS生产上，无论三星亦或其他CMOS企业，全球任何CMOS的生产，在材料和机器设备上都无法离开日本企业而存在。
除了CMOS，三星占据了全球手机市场90%，并且一直引以为傲的OLED屏幕生产，更是在蒸镀机和屏幕生产的原材料上，完全依赖于日本企业。
所以，在这次日本给韩国断供三种用于屏幕和芯片生产的原材料后，直接引发了全球手机产业对产能问题的关切，而三星在OLED市场的老对手京东方更是在消息爆出后股价大增。
而三星和索尼，这样的张狂和隐退背后，像极了今天韩国与日本在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声势浩大，站在成熟产业链的最前沿，用尽着各种办法，帮助美国的上游厂家做着最本分的生意;一个低调沉稳，默默无声中用自身的硬实力，证明着日本曾经尚未落幕的辉煌一角。
但无论是韩国的屏幕、内存、手机亦或日本的CMOS、工业机器、蒸镀机，难掩失落的都是美国信息时代下“残羹冷饭”的冰山一角。
韩国与日本的对手戏，是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小缩影。
1988年，三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大哥大SH-100。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局限性，这款大哥大屏幕并不能显示太多的内容，电话号码都显示不完整。
2000年后，手机市场才随着移动网络的完善，而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当时的第一个移动巨头诞生在摩托罗拉身上，但这一地位随后便被诺基亚所取代。
2007年，谷歌的安卓联盟成立。面对安卓和苹果的发力，时代易主背后，三星选择了跟随，而索尼选择了向上游进发。
作为曾经手机界与三星争霸的巨兽，尽管索尼今天依然在以4K的屏幕分辨率卖点上刷新着手机黑科技的极限，但手机业务却早已沦为不做重点盈利的实验品。
大概对于索尼来说，手机硬件的生意只是刷着品牌存在感的广告牌，毕竟在美国的偏爱下和三星争夺微薄利润市场的行为，并不明智。
而三星和索尼，这样的张狂和隐退背后，像极了今天韩国与日本在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声势浩大，站在成熟产业链的最前沿，用尽着各种办法，帮助美国的上游厂家做着最本分的生意;一个低调沉稳，默默无声中用自身的硬实力，证明着日本曾经尚未落幕的辉煌一角。
但无论是韩国的屏幕、内存、手机亦或日本的CMOS、工业机器、蒸镀机，难掩失落的都是美国信息时代下“残羹冷饭”的冰山一角。
2000年到2017年，是日本、韩国与美国的蜜月期，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国，日本虽然未曾过多的在三者关系有所动作，但根据另一组公开资料显示：韩国起飞的这几年，也与日本的投资息息相关。
其中，1985年日本占据了韩国直接对内投资份额的70%，2012年的投资额度达到45亿美元的高峰。
所以，在2019年7月1日，面对韩国对“韩国劳工”裁决问题上的频频挑衅，日本直接宣布：将限制氟聚酰亚胺(用于OLED显示)、光刻胶(半导体制造)和高纯度氟化氢(半导体制造)等3个核心材料对韩国进行限制性出口。
而在这一声明发出后，韩国表示计划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指控日本对韩国关键技术材料的出口实施限制。也就是向美国告状。
只是，2019年的当下，随着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动荡与全球“警察”战略的收缩，怕是这次争议的裁决，会因川普的变数，而导致不少韩国人的“心慌”。
因为韩国在过去的太多“运气中”，依靠的是美国的偏爱与协调，而当美国退身，向来公开与日本不和的韩国，真的有能力和日本叫板吗?
怕是这次，韩国自己撞到了自己的七寸上，而这个七寸的拿捏者，偏偏还是他们最为憎恨的日本。
6
美日韩科技战争的本质
5G对于新时代的意义，应是不亚于曾经踩住了互联网革命的美国。
1995年时，日本曾凭借5.45万亿美元的的GDP成绩，占到美国当年全年GDP总额的72%。
然而，在1995年以后，日本经济却倒转直下，陷入了跌跌撞撞的20年起伏中，而美国经济却凭借互联网革命，一路从当年的7.6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20万亿美元。
与这个趋势相同的是，30年前，美国上市公司的前十名属于实体企业，或IBM或通用电气;而今天的美国市值前十名属于互联网公司，他们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微软、谷歌、苹果和脸书。
而与美国的互联网辉煌相比，今天的日本依然以制造业为重，即便自研自产的手机和电脑用的也是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甚至互联网话语权缺失背后，日本今天连本土化的脸书也都成了一种奢望。
这像极了日本推出TRON系统之初，来自美国律师哈威尔的警告：
“一旦TRON成为标准，日本资讯业将摆脱对美国软体工业的依附，美国再打入日本市场，将难如登天。”
而这样的警告，正在伴随5G时代的来临，在中国和美国的国运博弈中，重新上演。
只是，当年的日本强烈依赖美国的市场进口需求，而韩国的发力让这个本就没有主权的国家，只能依照着美国的要去妥协，就像曾经发生在日美贸易战中，前3次的场景和结果。
今天，美国退出亚太背后，日本对韩国的“反抗”，怕是要从韩国口中拿回些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5G的赛道已经开启，韩国虽与日本属于美国同盟，但根据2014年BBC世界服务大会的调查显示：
13%的日本人认为韩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37%表示负面看法，而15%的韩国人认为日本的影响力是积极的，79%的人表示负面。
这一结果，让韩国直接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对日本负面看法最差的国家。
而日本再不聪明，面对已经率先进行商用5G建设的韩国，怕是任谁都会下个绊子。因为我们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害怕韩国在5G时代的崛起。
只是，随着5G赛道的正式开启，韩国和日本的科技战争，怕也只能算得上赛道外的喧嚣。
因为曾经美国在互联网上重新伟大的故事，正在随着5G主场的布局而展开着新的博弈。
和曾经PC支撑起微软8000亿美元，3G和4G支撑起8000亿谷歌和10000亿苹果市值的故事相比，5G的万物互联、AI与云计算，似乎押注着世界变局的更大未来。
而失败者的最好结局，只能是移动时代缩影下，三星和索尼的样子。 但对于错过了世界第一位置的日本来说，任谁能甘心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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