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于近期成立，并对首批20款存在道德风险的网络游戏进行了评议。经对评议结果进行认真研究，网络游戏主管部门对11款游戏责成相关出版运营单位认真修改，消除道德风险;对9款游戏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由来自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高校、专业机构、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研究网络游戏和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学者组成。
新闻很短，但对整个游戏行业来说，无疑是件大事。前不久，国家暂停了游戏版号的发放，游戏行业迎来寒冬，近半数的公司利润下滑。随着道德风险评议常态化，会有相当一批之前没拿到版号的游戏，面临着“不予批准”的命运。
而对很多民众来说，更为关心的问题是，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出现能否真正解决目前网络游戏给青少年带来的沉迷、暴力等诸多问题。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网游存在哪些道德问题
今年对游戏行业来说，可谓“凛冬已至”。相关部门已经暂停了网络游戏版号的审批，很多游戏企业面临着老游戏生命力下降，而新游戏无法上线的青黄不接的问题，其中那些已经上市的游戏公司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股价下跌。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成立，对游戏行业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理解为，以后的网络游戏将在软著、备案号以及版号等环节的核查基础上再加上一层道德评议，如果是采取类似版号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审核要求，那势必将逆向影响到所有游戏的源头环节。”从事网络游戏开发的廖宁对记者说。
那么，在网络游戏中会存在哪些道德问题?
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从多年行业发展形势来看，道德评议所针对的主要是过去在线游戏中所积累的众多弊端，比如黄、赌、暴力以及丑化歧视等方面。
“‘黄’主要是指介于艺术与色情之间的擦边球。自从主打性感角色的韩国网游《A3》出现之后，国内的游戏团队也有样学样地推出过众多打着色情擦边球的作品，以至于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几乎不分种族都与裸露挂上了钩。只要是有纸娃娃系统(角色虚拟装扮)功能的游戏，带色的女性元素几乎是标配。”在廖宁看来，随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游戏数量急剧膨胀，性感元素在游戏中的存在感已有泛滥之势，关于“黄”的评议标准在未来应该更为细化。
至于赌，廖宁认为，对于游戏涉赌的道德评议非常必要，“现在的游戏设计十分精巧，会潜移默化地利用赌的心理进行诱导消费，同时由于赌的心理作祟，在增加游戏粘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游戏成瘾发生的概率，而游戏成瘾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市场上90%以上的网络游戏都以暴力和打斗等刺激性内容为主，有些游戏的暴力场面出现了赤裸裸的厮杀、虐待、色情成分，还有些游戏以“益智”为名，实质具有明显的赌博性质。
关于网游的道德评议，受访的不少行业人士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一定程度上净化游戏环境有积极意义，只是前提需要以清晰明确的标准来进行理性评议。
对于网络游戏的道德风险，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看来，网络游戏道德风险主要是来自网络游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暴力、色情、恐怖三个部分，“但是现在有的东西超越了道德，比如网瘾。游戏设计者是不是可以对沉迷程度进行限制，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是不是也可以对此设定一个评判标准，让所谓的‘暴力、色情、恐怖’等道德风险得以量化，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化的东西”。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首先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审查机构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界定，比如什么样的游戏存在道德风险、游戏开发商应该遵循哪些标准，这些问题都应该明确。其次，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应该与其他网络监管部门和机构进行联动，共同维护和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皮艺军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从目前来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是一个带有自律性质的组织，“以前我们对游戏的管理都集中在版权、批号和事后监管上，还有资质入门的监管。现在把道德风险考虑进去，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现在由网络道德委员会先判定道德风险，把‘强监管’用‘软监管’和事先的监管所代替，比较灵活，比较具有能动性”。
不过，朱巍也提到，目前评判的标准、统一的工作机制、人员的构成还不透明。对于评判标准的认同，一方面，游戏涉及一个产业，游戏公司肯定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家长也应该有发言权。“这可以作为一种试探，但作为长期规制的话则要走正常的程序。是不是许可?许可的话是不是符合行政许可法?有没有标准?有标准的话，行业协会或者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人员的构成是不是应该透明”?
能否拯救网瘾少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青少年首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呈低龄化趋势。
2018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数量高达7.72亿，其中，19岁以下网民有1.77亿，占比22.9%。
在今年5月30日召开的“安全上网，守护健康——青少年网游沉迷危害与对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分析了广东一个孩子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被家人没收手机而要跳楼的案例。
李玫瑾说，网络游戏完全不同于网络出现之前的任何一款游戏，网游制造者精心设计各种与网络有关的游戏，很多都有在网上持续时间的要求。同时，针对玩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心理，在游戏中给予满足，让沉溺其中的人不再感受时间的难熬、不再感到无所事事或一事无成。
“网游几乎成为一种精神鸦片，令许多面临现实烦恼的人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李玫瑾说。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龙同样认为，网游是一种电子海洛因，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身体上对青少年是一种摧残。
有专家认为，网络游戏的设计机制非常容易让自制力弱的青少年沦陷。与此同时，刺激性的内容也经常让青少年在大呼过瘾中沉迷。
那么，网络游戏道德委员能对此有所作为吗?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成立，从一般的层面上来讲是要加强对网络游戏全面、综合和深入审核的一个具体举措，实际上也和目前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说，成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是国家层面履行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承诺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近两年呼声比较高的要解决网络游戏沉迷这一社会问题的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回应。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也对本报记者说，目前我国网络游戏最主要的问题是部分网民过分沉迷游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学习、工作和家庭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因此，网络游戏的市场规范重点要做的是还原游戏自身的娱乐本质，建立起有效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在刘德良看来，道德风险，是指有悖于主流道德观的游戏内容。道德委员会应该将审查游戏内容是否有悖于主流道德观视为自己的使命。如果真正切实可行的话，应该有利于净化游戏内容，“但我个人认为，目前与道德问题相比，部分青少年沉迷游戏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值得被关注”。
不过，在用道德委员会规范游戏产业时，也应该看到，道德本身是相当模糊且标准不一的概念。十年前，对网络游戏的流行看法，还是将其视作电子海洛因，道德贬义色彩相当重。今天，网络游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去污名化，游戏产业延伸出的电子竞技，更是被纳入了亚运会竞赛项目。
可见，围绕网络游戏的道德视角一直在变化中。而且，对不同年龄的群体来说，对游戏中道德风险的理解可能会截然不同。那么，如何保证道德审查不会过度?
对此，王四新认为，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评判标准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的感觉是，目前的网络道德委员会更像是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来解决游戏内容问题。“当然，游戏的内容标准和互联网上其他内容一样都面临着无法标准化，无法事先有一个很详细的、实操性很强的方案”。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目前的举措有利于敦促互联网企业和游戏厂商加强网上内容建设。”朱巍说，由于此前对网络游戏的审批重点主要是版权和批号等，对内容的审批则较为笼统，审核体系中增加道德评判这一环，更能减少对青少年的危害性。
行业管理是否面临“一刀切”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网络游戏的社会危害，相关部门一直在做各种努力。
2017年年底，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
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次强调，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网络游戏实施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然而，这些措施一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尽管权威机构没有给出网络游戏成瘾数据，但从人们的切身经验判断，网络游戏成瘾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一称，“道德伦理是中国网络游戏最为缺失的一环。这一过程会非常缓慢，短期内可能影响网络游戏产业，但决不能迫于市场舆论压力，再次回归到之前高歌猛进的产业政策”。
不过，哪些游戏涉道德风险，如何用道德标准来评议市场化游戏，业界也有不同声音。
有行业人士提出，认同设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做法，但道德标准并非像法律条文，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更重要的是设立公平公开的网络游戏审核标准，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而不是简单“一刀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于欣伟曾提出议案《关于加快推动网游分级制的建议》，她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比如按年龄段(6岁以上、12岁以上、18岁以上和全年龄段)和内容性质(价值导向、健康程度、时间限制、对抗程度等)进行细分，详细定义内容标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明确负责游戏分级的统筹牵头政府部门，强势推动有关部门的分权与放权，更直接也更权威地对游戏市场展开监管，同时促成游戏行业自律组织设立;其次，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
网络主管部门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对网络游戏不良内容的打击力度，对于暴力、血腥、涉赌游戏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
“网络游戏是个产业，并非‘一刀切’。对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应该从严，未成年人的游戏和防沉迷应该做到不考虑经济利益;对于成年人的游戏，包括游戏设计、游戏内容应该从宽。”朱巍说，该从严的一点都不能妥协，该放宽的不能由网络道德委员会来判定。对于成年人的游戏，游戏的开发、内容设计、传播运营应由法律来监管，道德对于游戏产业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应该严格管控。
对此，王四新也认为，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群体制宜，不能“一刀切”。所以，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在评判过程中，“可能需要把各个厂家的产品综合起来考虑。工作机制也应该和企业主动交流沟通，但是要防止专家委员被资本俘获问题的发生。所以，一定要解决好公开透明、公正性、独立性的问题”。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于游戏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多方博弈的问题，要想让政府满意、家长满意、游戏平台也满意，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王四新说，第一，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比如构成必须是多元、代表的利益要多元。避免厂家主导、避免政府主导、避免家长主导，一定要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平台。第二，原则上强调普遍性。要解决的是游戏存在的普遍的道德问题，是这一类游戏可能会对普通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是说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人。因为毕竟也要保护产业的利益和游戏玩家的利益。第三，应该公开透明。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及道德评议的标准、工作的流程都应该尽早公布。
对于廖宁来说，2018年对于游戏行业是技术性调整的一年。他认为，在行业发展减缓、人口红利终结和政策监管趋严的综合作用下，游戏行业出现了增速减缓的迹象。巨头营收降低，IPO上市破发屡见不鲜，习惯了风口与快速增长的游戏人显得无法适应。
在采访结束后，廖宁发来一段微信：当前阶段依然处于技术性调整期间，市场形态不明朗，前景态势又是如何?道德评议是否和备案、版号等制度一样成为游戏监管流程的常态化机制?其评议标准又是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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