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得有70%-80%的人会做不下去。”
任志律是名海外代购，从2004年起就入行了。他的悲观情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这部于2018年9月正式发布的新法律，将在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电商法》要求被定义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从业者必须进行正规登记，取得相关经营许可及依法纳税，而从前处于法治模糊地带的直播代购、微商等实质性电子商务经营者被纳入该法监管范畴。
“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代购这个灰色职业可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任志律补充道。
奢侈品集团也在半个月前对代购表态。
拥有Louis Vuitton和Celine等品牌的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在公布2018财年三季度业绩报告的电话会议上，其首席财务官Jean-Jacques Guiony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政府打击代购的举动，并称该集团为了打击代购早已开展店铺限购等一系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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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代购”的诞生
代购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在海外留学、工作甚至定居的经历。任志律开始做代购——准确地说那时候只是帮国内的亲戚朋友带东西——就是因为当时他正在日本留学。那还是在2004年，他周围的同学、朋友也都常帮家里人买点东西带回国，只是他们都不以此谋利。这就是传说中的“人肉代购”的雏形。
所谓的人肉代购，指的是那些通过往返于国内外的旅程，用行李箱和背包装载海外商品，并带入国内的人。往往他们会在给出货物时收取一定的费用，有人只收“辛苦钱”，大件点的东西收10元、20元。也有人从中找到了致富机会，以商品价格的10%甚至更高比例报价收钱。
渐渐地，随着从业者人数的增多，代购真的成了一种报得上名字的职业。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热度不退的留学潮。根据中国教育部2018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其中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单年60万大关。
“我认识的做代购的大多数都是留学生，感觉90%的留学生刚来一个月就开始做代购了，”在俄罗斯读博士的汤浩宸宇告诉界面记者。汤浩宸宇目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高端购物中心DLT百货兼职做导购，空闲时也会做导游。在DLT百货，他的很大一部分客人都是做代购的留学生。
“你在俄罗斯买奢侈品、化妆品、伏特加，一样的东西都会比国内便宜很多，这边是欧洲定价，商场有时候为了促销还经常大力度打折，一些商品还能退税。”汤浩宸宇说，“这就给了代购生存的空间。”
相同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价差除了为代购们带去利润，也刺激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再加上收入和品牌认知度的提升，国内消费者对于海外优质商品的需求出现井喷。
商务部在2017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中国人出镜消费额已占全球海外消费总额的27%，居全球首位，分别比位列2、3位的俄罗斯和印度高出10%及23%。
“进口商品的国内外差价大，是代购能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任志律说，“而且早两年进口产品和国产产品在一些品类上还有是有质量差距，有一些好用的产品国内也还没有正规渠道可以买，所以代购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
任志律正式开始做代购是在2011年。那时他因为孩子出生，却在国内买不到性价比高的纸尿裤而烦恼不已。他由此想到了在日本生活时听说过的品牌花王，并决心代购。
“按照那时候的汇率，如果我在日本买一包花王纸尿裤大约需要人民币68元，但在国内要买就要花大概120元。而且国产品牌当时的纸尿布品质和花王还是没得比。”所以，他一口气买了五六箱。任志律的主业是经营一家出口型电子商务贸易公司，通过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在海外市场销售中国产品，借着自己贸易公司的便利，以海运集装箱把它们运回了国，“我发现就算算上集装箱过关需要缴纳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中国和日本的差价还能达到30元，这让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挺容易做的生意。”
奢侈品代购们则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更丰富。
“也不光是差价，当然这肯定最主要，但是奢侈品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配货策略，每个门店还有不同的买手做决策，所以客人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帮他们去买一些国内后者说她所在的地方根本不可能买到的产品。”从2015年开始做欧洲奢侈品代购的陈一舟说。她之前一直在德国留学，学的是时尚设计。
快三年的时间，陈一舟的客人数量已能稳定地维持在2000人上下。每逢假期她就会带着满满两个29寸行李箱，外加手提行李回国，里面装的都是各种奢侈品包袋，有时候还会有珠宝腕表一类更昂贵的奢侈品。
“人肉还是我现在最主要用的运货手段，”她说，“只有便宜的东西我会邮寄，贵重的还是要自己带。我的客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都是生活上能找到我真人的人，所以真的不能有一点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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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形成
现实生活中的交际圈往往是代购们首先发展的客群。这之后客群的壮大主要要归功于社交网络的兴起、繁盛。伴随而来的还有代购模式的多元化——除了接受并满足需求，也能创造需求。因为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群发九宫格图片以及小视频的功能都为代购们提供了宣传产品，并与客人更快捷沟通的机会。
婷子已经做了4年代购，目前每个月的营业流水多在45万到55万之间，业绩好的时候能到70万。她已在线下开出了实体店，雇佣了两名助理。但发朋友圈现身说法地做产品推介，仍然是她每天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她主要卖的是酵素、抗糖丸、口服胶原蛋白等日本保健品，客单价不高，但胜在是易耗品，且客人一旦开始吃，就要坚持，所以复购率高，可靠跑量盈利。
这样的产品属性决定了她很少采用人肉代购的运货方式。所以，她现在多选择使用国际快递。
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力终究有限，即使满打满算也只能带两个29寸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再加一个手提行李的货物，“合计起来最多120斤”，而且对体力和身体损耗大。“我有一次提行李提到手臂脱臼。”婷子说。
另一面，如果没有申报且被海关在机场出口开箱检查，大量重复购买的商品也很容易引起“杀货”问题——也就是所带货品因为没有缴税，而被海关依法罚没，甚至是使得带货者面临牢狱之灾。2012年9月，就有一位空姐因利用职务便利从事代购业务且长期不申报，被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11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海运因此成了大多数代购的性价比之选，尤其是在客源和订单都稳定的情况下。在货物多的时候，代购们会考虑寻求有资质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或是专业清关公司的帮助，让商品能在尽可能免税或是少税的情况下，快速顺利地通过海关。
如有急件或是遇到不可抗力条件——比如俄罗斯代购会遇到的海水结冰、海运暂停的状况，代购们则会选择价格更高的空运，或是将货物分摊给正好可以回国的熟人、朋友，由他们伪装成买了自用物品的游客，再将商品带回国。
“代购已经是个很成熟的职业了，有自己的产业链条，人肉代购这种形式都是很初级的。”任志律说。
除了物流方面的限制，人肉代购的初级还体现在对货源的把控。就像鉴于奢侈品的特殊性，陈一舟虽然已是“老代购”，但仍然只能去到门店柜台采买，几乎不可能直接和品牌或者其他上游供应商建立官方联系与合作关系。她们的进阶往往只能表现在可以和门店导购搞好关系、交朋友，从而能更容易买到限量款，或是留住一些爆款货。
“品牌官方对于代购的态度肯定是打击的，”陈一舟的话让人想到LVMH的表态，“但这不影响我们和导购建立关系，我们还是能帮到品牌生意的，品牌们实际上离不开我们推广，不然能有多少人知道它出了什么产品，我们是免费的广告。”
部分中高端日韩专柜美妆品牌在中国宣布即将实行《电商法》后出现股价波动多少能佐证这番话。东吴中新资本( 亚洲) 有限公司( Soochow CSSD Capital Markets Asia ) 日本证券部门主管Andrew Jackson在接受CNBC记者采访时，警告投资者要谨慎处理包括日本美妆品牌宝利(Pola Orbis)，Fancl，高丝(Kose)和资生堂(Shiseido)在内的四只股票。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品牌都是代购们的最爱。
实际上，不光是奢侈品，但凡是在中高档百货公司或是购物中心有专柜的品牌，虽然离不开代购，但也都很难“官方”接受代购这一类的大客户的存在，更别说建立合作。
所以代购们能做的只有与销售这些产品的小型美妆店铺达成批量采购协议，又或是直接雇佣一些专业买手，分批亲赴专柜采购。小众品牌的合作就容易谈很多，要是沟通得好，且订货量够大，可以直接与工厂达成供货合作。
婷子和曾经的任志律都建立了自己的上游链条。婷子主要还是靠自己中国日本两头跑。而任志律曾在东京雇佣留学生兼职作为采买合伙人。鼎盛时期，他曾有过20多个合伙人，并在东京有自己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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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要消失了？
2016年4月8日，海关新政实施。任志律把这一天看作自己代购生意的转折点。他称自己正是从那天起开始认真考虑是否需要继续做代购。这才有了不到一年后，他基本从这个行业淡出。
“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他用自己的收入举了最直观的例子。照他的叙述，他在2011年到2014年做代购的税后年收入保守计算可以达到80万一年，但到了2015年以后，每年这部分的收入就只能在3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波动太大了。”
影响代购收入的除了客源的稳定性，更关键的还包括汇率波动、物流成本变化及货源改变等因素。尤其是货源改变带来的打击可以是毁灭性的。
任志律原本的生意中，日本纸尿裤和卫生巾占到了大头。但因为花王和天猫在2015年达成了中国区的授权合作协议，他的财路就等于被阻断了，因为再继续做既不合法，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从30元到只剩2元，一直把生意做死为止”。
天猫、京东等开始正规引进海外品牌的电商平台无疑增加了代购们的市场生存压力。更何况，在人群基数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市场竞争早就是鱼龙混杂的局面。真代购的生存空间，被真假货掺着卖或是全卖假货的“代购们”挤压得非常小。
“我很多时候看到同行的售价，特别是淘宝上那些，我算上各种折扣，连同日本本地人才能办的百货公司信用卡折扣都算上，一分钱都不赚，我也不可能报到这个价钱，就真的觉得很纳闷，他们怎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货。你根本没办法和他们竞争，没有任何优势。”婷子说。
更令代购们担心的是行业规模化之后，一定会面临正规化的考验。各项针对性地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使得做代购的成本和风险都在不停上升。事实上，在这次的《电商法》、2016年的海关新政前，20已有2014年实行的海关总署“56号文”等法律政策文件，为监管代购群体提供法律基础。
而且各种附带的压力和困难接种而来。举个例子，韩国第二大航空公司韩亚航空此前表示，出于安全原因，自10月22日起，将不再为飞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乘客提供“以商业为目的”的行李托运服务。
“所以如果真的要收税，我可能就不做了，反正我现在已经工作，原来也只是想着自己要用这些东西，又可以赚点零花钱。”刚大学毕业步入职场，但已经做了两年多日本代购的Jennifer表示。她主要靠别人带货入境，自己只负责屯点货和发朋友圈做销售，“现在也有一些客人会问我，但目前大家也都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
“我反正已经和客人说过了，不管怎么样都会坚持到最后一秒，”婷子说，“这肯定不是一个能长久做的事情，身体累，心里更累，但是做了这么久，反而有了一种责任感，很多客人都是跟着我4年了，我不做了，他们要找谁去买货呢?反正先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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