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绘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外来语的使用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语词的过度使用现象日趋严重，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规出版物和正式文件中，引起公众不满。4月11日，本版刊发《外来语滥用，不行!》，对此现象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引发热议，特别是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共鸣。那么，外来语滥用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应对的措施?本版进行解码。
——编 者
源
外语词频繁出现使用过度
影响沟通伤害汉语纯洁性
“采用了基于OpenEdX开源平台，开发了HTML5视频播放器，不再依赖国外课程播放首选的YouTube，解决了国内用户无法访问国外edX平台问题。”
类似的表述，如今在报刊等出版物中屡见不鲜。WiFi、CEO、MBA、CBD、VIP、PM2.5，大量外语词不经翻译就见诸报端，甚至还出现在某些严肃的学术期刊里。
可是，这样的“零翻译”，不知有多少读者看得懂?
专家表示，“零翻译”的外语词，既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严整与和谐，影响了汉语表意功能的发挥，使语境支离破碎，从深层次来说，也消解了中国文化精深而丰富的内涵。
为什么“诺基亚”“摩托罗拉”能译成汉字，而iPhone和iPad就没能翻译过来?英语吸收汉语词汇都改为字母拼写，为什么汉语中却要夹杂大量英文?外来语对汉语的纯洁和健康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面对外来语无处不在的身影，不少国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析
文化逆差导致外来语滥用
人才匮乏使“零翻译”盛行
“这跟西方文化的强势有关，总的来看近百年来，西方输入中国的文化多，中国输出的少。”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武波博士分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接触外语的机会自然增多，对新事物的喜爱，容易吸引人们使用外来语。
外语中文译写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夏吉宣持相似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随意使用外语词以显示自己有知识、文化水平高，这也加剧了外来语的泛滥。”此外，一些科技、医药方面的专业词汇，一时半刻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又着急使用，所以只好直接引用，造成“零翻译”现象。
“懒惰，觉得写英文缩写更省事，是外来语滥用的一大主因。”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王刚毅对此直言不讳。
“优秀翻译人才匮乏也是原因之一。外语到汉语的翻译多，汉语到外语的翻译少，怎么文化对等?”武波用“青黄不接”形容当今翻译界的人才断层，“早年，说起著名翻译家，傅雷、朱生豪、许渊冲、陆谷孙等一大串名字会浮上脑海。现在，你能想起谁?凤毛麟角!”
“法律、经济类的应用型翻译情况还好，但文学、社会科学等翻译人才还是缺。”复旦大学英语系教师朱绩崧博士说。
专家一致认为，地位低、稿酬低是目前翻译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相比于国际上较高的翻译价格，国内一般是千字100元左右，教授级别的也只能拿到千字500元左右。”武波透露。
市场恶性竞争也加剧了行业乱象。比如，一些译者或机构以更低价格将项目转包给在校学生，一些非正规的小作坊甚至喊出“千字25元”的“跳水价”。不良竞争，导致大量翻译作品粗制滥造，“因为质量不高、销量不好，所以翻译的价格就更低。翻译价格低导致人才进一步流失，形成恶性循环。”给国内一家著名出版社“打过工”的小曹，曾是外交学院英语系的学生，由于待遇太低，他毕业后改行从事了其他职业。武波也透露，在他教过的学生里，大约只有三成最后走上专业翻译道路。
专家表示，好的翻译人才相当于是外来语的“过滤器”与“转化器”，人才都流失了，过滤与转化的功能弱化甚至缺失，自然就会导致“零翻译”的大量出现。
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爱洋葱”阅读编辑部主任助理都帮森介绍，“正规出版物应该参照《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要求，遵循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标准，而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有相关规定，‘零翻译’、中英文夹杂都是不允许的。”但不少业内人士反映，尽管规范详尽，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并没有体现到纸面上。”
解
兼收并蓄不能简单拿来
加强引导提高翻译门槛
“外来语滥用不是中国独有，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都比较普遍。”王刚毅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认为，对外来语的吸纳、汉化，正是汉语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拒绝外来语，也不能滥用外来语。”
业内人士介绍，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汉语也需要扩充，其中也包括学习吸收外国的新鲜语句。如“激光”“坦克”等外来语，汉化后通俗易懂;如“X光”“B超”等一些字母词因简洁明了而被广泛使用;如“电脑”“鼠标”等一些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意译词，已成为汉语基本词汇的组成部分。但是，兼收并蓄只能在继承上创新、在保持上吸收，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
夏吉宣则相信，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国人的文化自信会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而增长，到时，外来语泛滥现象将逐步“退潮”，甚至恢复成汉语表述。比如一开始用Email，后来用汉字“伊妹儿”，现在都改用“电邮”了。
王刚毅认为，从根本上讲，政府必须加强语言使用政策的导向，政府、媒体、学校必须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且有意识地引导大众。
“我们可以先把专家们的意见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使用，过一段时间再予以确认。”姚喜双补充说。据夏吉宣介绍，外语中文译写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将用发音贴近的汉语翻译外语词，并加以梳理，在网上公布，由公众投票决定最终的译法。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大学过了四六级就能做翻译?外语系出身就可以做翻译?不见得。翻译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大量专业培训、实践。要解决翻译人才匮乏的问题，必须要提高译者的准入门槛。”中国翻译协会前副会长李亚舒认为，2007年起设立的翻译硕士学位，未来或许有助于拉起一支合格的译者队伍。
“提高译者的地位和稿酬，是当务之急。”朱绩崧说，“在院校里，多数老师不愿去做文学翻译，因为这些作品都不计入科研成果，评职称根本就用不上，本身钱又少，老师自然没了积极性。”
制度建设也被多位专家提及。李亚舒介绍，目前只有一些民间的翻译组织，在文联、作协等各类奖项评比中，也没有翻译作品的身影。武波呼吁，在国家机构中成立中国翻译基金会，或者翻译研究院等机构，从机制上加强翻译人才的保障，破解“零翻译”难题。武波相信，“当优秀的人才为外语词提供了正规、巧妙的译法，老百姓自然乐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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