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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商业杂志《FastCompany》近日刊载彭博社驻华记者艾明德（Adam Minter）新书《垃圾场星球》（Junkyard Planet）的节选内容，讲述了他在中国最大电子垃圾集散处理中心贵屿的亲身经历。
自2004年以来，老摩托罗拉就已被人们“雪藏”到抽屉深处；而从2009年初开始，诺基亚也已被深埋在故纸堆下。在美国，它们都已成为用来盛放各种废物的抽屉中的“素材”，被一种迷恋升级的文化所抛弃。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情况则更加糟糕，因为它们都被视作“电子垃圾”，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被用来指代那些已经没人想要的电子设备。
但在中国，有一次我坐地铁到上海北部地区，手里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放着五部老旧的手机，准备在一个二手电子产品市场上卖出去。在那时，这些过时的手机并不是什么“电子垃圾”，而是一种能给人们提供无线通信的廉价方式。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还买不起或不想买新手机——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一个两层高的二手电子产品商场中，我来到一个摊位前。两个年轻男子正在用一个电压表对一台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其中一个人看起来比较空，所以我就停下脚步，把装满手机的塑料袋递给他。他眯起眼睛看了下，然后摇了摇头。
于是，我又到下一个摊位上试试运气。一名年纪大概在25岁上下的女子瞥了一眼，也摇了摇头。我觉得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柜台里摆着很多手机，但看上去没有哪一部像我的那样老旧，而且它们都有上网功能。“3G，”她说道，“3G。”
我走出商场，在街上徜徉，然后看到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老旧的电脑主板。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过把袋子里的手机扔到这个箱子里，不再徒劳无功地去尝试卖掉它们。
但我又想了一下，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些主板几乎一定会被运到贵屿，那里是中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电子垃圾回收中心。据201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那里6岁以下的乡村儿童有81.8%都患有铅中毒病症，而其源头很可能是电路板碎裂所产生的铅灰，或是熔化铅焊料以提取黄金、铜及其他贵金属和半贵金属所带来的污染。电路板上的黄金需要使用高腐蚀酸来加以分离；而在高腐蚀酸用完后，经常都会被倒入河流及其他开阔水域。
一个想法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脑海里：不如到贵屿去卖掉我的手机吧。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很荒谬，因为当地人不会愿意让外国记者去揭露最丑陋的一面。但在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找到了一位名叫亨利的亚裔美国非金属废料加工商，他同意带我到贵屿去卖掉手机。他是一位重要的废料（其中也包括电子废料）出口商，经常将废料从发达国家运到中国。而且，他跟中国环境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和海关官员以及国有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亨利的佛山合伙人也跟我们同行，我叫他“老杜”；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兼商人，我叫他“老葛”。
从深圳到贵屿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在路上，亨利给我上了一堂课，内容是中国电子垃圾的回收程序。他拿起我的一部旧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道：“好，先看这部手机。大概1999年出厂，三星的。”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它是1999年出厂的，所以就知道它的芯片能卖某个价钱。或许我还能知道它的显示屏别有价值，或许还能知道它有个内存。我能看到更多你看不到的价值。”
“谁会买它呢？”我问道。
他笑了：“有人会想要回收利用它的芯片！那些生产滚动数字标牌的公司喜欢老芯片，能用很长时间呢。”
换句话说，我这部老三星手机中的芯片可能会被提取加工，然后做成一块滚动数字标牌，被堪萨斯州的一名餐馆业主买走，用来宣传每天的特价午餐。与运行电子表格、网络浏览器和游戏相比，这块芯片无疑是被“降级”了；但对于那些购买者来说，则肯定比挖掘新的黄金、铜和硅来制作新的芯片要好。
抵达贵屿时已夜幕西沉，我们开过一座低矮的拱形桥，这座桥横跨一条深色的水道。水道的彼岸是普宁市，这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目前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50万，是中国的新兴都市之一。我们下桥向右拐了一个大弯，到了一条小巷里，然后停下车子。我跟着亨利、老葛和老杜下了车，外面夜空明澈，星光点点。有一种淡而浓郁的气味，那是种化学品的味道，像是融化的塑料；依稀还带着点甜味，可能是菊花的香气。这种气味进到我的肺里，一时间呼吸短促起来。路对面有几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长方形的电脑箱子；再远一些是片开阔地。“几年以前，”亨利对我低语道：“那边一亩地的价格是8万美元。现在嘛，100万美元了。”
在贵屿，回收者们非常富有，但却几乎没什么能花钱的地方，因此他们就拿钱来投资不动产。亨利向我点头示意一扇高高的大门，这扇门阻断了一个仓库的入口，仓库里面依稀透出微弱的光芒。“这个家伙的儿子拥有那块地。”他指着路面的空地说道。
亨利口中的“这个家伙”是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大概60来岁的样子。亨利低声告诉我，老杜跟这个人有多年的生意关系，他会将电子废料从佛山运到贵屿来；然后这些废料会再从贵屿回到深圳，被重新加工成为新的电子产品。对于从发达世界国家运到中国的电子废料来说，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电子废料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迹。
我看着那个老人用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仓库内部的大门。我们进去以后，他马上又锁掉了大门；看来安全是很重要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成千上万个随意摆放着的箱子，塞满了这个有冰球场那么大面积的仓库。我看到了主板、大型计算机的零件、硬盘驱动器、心电图扫描仪、键盘、笔记本风扇和显示屏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些电子废料中，几乎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没用过的样子：惠普笔记本显示屏还带着包装，上面贴着惠普的纸箱标签；墙角的松下显示屏纸箱外面还裹着塑料，贴着粉红色的纸片，写着“UNSERVICEABLE”（不可使用）和“PANASONIC AVIONICS CORPORATION”（松下航空电子公司）。
这些箱子上提到的设备制造商在离此地以南四五个小时车程的深圳、东莞或中山设有工厂；在这些城市中，许多电子设备配件正被生产出来，而剩下来的废料则将成为贵屿的“库存”。
对于那个60来岁的老农来说，芯片的回收再使用是他的发财之道。亨利告诉我说，贵屿电子废料的最大客户是澄海，这是附近的一个的城镇，因许多玩具生产商在当地集结而被称作“玩具城”。在那里，许多玩具都是电子产品，需要在贵屿被回收再利用的微处理器。想想看这个画面吧：在某个地方，一对父母正在给孩子一个玩具，这个玩具是用贵屿某个作坊里提取的二手电脑芯片做成的。
直到次日午后，我才问起亨利，我是否还有机会出售我的电子垃圾。到那时为止，我还只是一直看着亨利和老杜跟一些富有的商人们碰面，但不觉得遇到了愿意买我旧手机的人。他让我安心，告诉我说当我们顺道造访老葛的家人时会有机会的。
老葛的家在一条阴暗的窄巷里，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还有一道沉重的钢闸门，需要好几把钥匙才能打开。走过这道钢闸门，我们进入到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里面对面了各种老旧的台式机、监视器、烧坏的电路板，还有一个鱼缸，里面放满了各种已被拆卸开来的手机，等待着被分解成各种部件。另一边是个用来焚烧垃圾的棚屋，这样的棚屋在贵屿有好几百个。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被清楚，就被带到了房间里。
老葛的母亲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带来了一盘切好的新鲜西瓜，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对我笑了笑。她和老葛的几个堂、表兄弟一个接一个地对亨利和老杜表示欢迎，然后亨利介绍我是一个美国废料加工商的儿子；我看到，他们睁大了眼睛。
“我想知道某些东西的价格。”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背包。那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拿起这些手机，在手掌里翻弄几下，讨论着它们内部含有哪种芯片，可能含有的黄金含量。“他们是怎么只靠看手机型号就能知道内部芯片的呢，真是不可思议啊。”亨利语带惊奇地对我说道。
“这些手机不能再用了吗？”
“当然了！”他笑道。“都是五年的老货了，谁还会要？哪怕是在非洲，这样的手机也不再好卖了。”原来如此啊；哪怕是在非洲，人们也想要比我的旧手机更好的东西了。而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向贵屿输出劳力的贫穷乡村还要低。
六个年轻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拿起我的老三星手机摆弄了几下，然后说道，这些手机要卖的话，价格都是每公斤16美元左右。他们看看我，又看看亨利。“你想把它们带走吗？”
我看了看散落在沙发上的旧手机，答道：“还是不要了吧。”
“那我们就回收了吧。”他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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