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皈依了，车品觉成了仁波切的弟子，马云回应为何拜访气功大师王林了，潘石屹是巴哈伊的信仰者，谁谁拜了仁波切，谁谁又受洗了，2014年前后，掀起了一波企业家宗教热。
这个阶段，或主动公开或被动报道，企业家的信仰陆续出现在大众视野。
经历了5年的“信仰去泡沫”后，企业家信仰热再次袭来，但这次的主角的是“脑科学”：陈天桥半数身家捐款研究脑科学，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也是捐赠者，并与麦戈文在北京高校建立了IDG人脑研究院马化腾为脑科学书籍站台，等等。
事实上，除上述企业家外，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搜狐张朝阳、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等互联网科技创始人，都是脑科学的虔诚“信徒”。
如陈天桥因一场病，从“不太信”到“佛陀说的苦和痛是对的”;又因为病痛和思考，成为“脑科学”发烧友。或因为个人经历变故，或因为身边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信仰本是个体的私密选择。
但，某个阶段、某个群体，普遍出现这一现象，那便不是个案。从宗教到脑科学，企业家为何会变更或增加信仰赛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疑问背后，或许带有普世意义。
1.数问生死
离开盛大，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隐居”的7年间，陈天桥从无信仰者变成了佛教徒，也从“病人”升级到了“脑科学”研究者。而佛教徒与“脑科学”研究者，看似矛盾的两个标签，背后陈天桥的逻辑，却在情理之中。
少年不问生死，但在“微软离死亡也就只有14天”的论调和现实中，企业家，哪怕是少年企业家，也必须时时刻刻思考“生死”。
2006年，两鬓还未斑白的陈天桥参加了央视的《对话》节目，主题是——生死陈天桥。
节目中，当时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吕本富，向陈天桥提出了警告，担心盛大遭遇“四重拐点”，并认为这是盛大的最大危机。这四大拐点危机分别来自行业、公司产品、创业者本人和社会环境。一旦降临，便是盛大的灭顶之灾。
长达2分钟的问题描述中，陈天桥身体前倾，眼神锁定在吕教授身上，边听边不住地点头。听完问题，陈天桥停顿数秒，坦然说过去没有这么清晰地思考过，接着给出了抵御这些风险的大概措施，最后语气坚定地连用了两个“非常重要”“非常感谢”。
事实证明，盛大的衰败确实从数个拐点并发开始的：政策叫停重点项目盛大盒子，大众对游戏的接受度不高甚至出现大范围抵触情绪，最重要的是盛大的“英雄”陈天桥“病了”。
1999年创立了盛大，2004年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30岁成为了亿万富翁，就目前来看，陈天桥增长的速度都还是一个传奇。直到2010年，陈天桥与家人搬到了新加坡，并将盛大私有化，同时出售了他在盛大子公司的股份。
背后的原因，一直有猜测，坊间传言是因为患了某种心理疾病，不得不退出。
有媒体报道，2004年，在搭乘上海飞往北京的一架航班时，陈天桥突感胸口剧痛。他当时以为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下机后便立即前往医院。但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非常健康，真正的原因是惊恐发作。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坐在北京的长椅上，认为自己再也无法经商。他说：“压力太大，太痛苦了。”
经过药物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他又投身到工作当中，直到盛大盒子项目被迫夭折。
2009年，陈天桥的惊恐症发作，而这一次更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情绪跌落谷底，整个人非常虚弱，经常感觉自己动弹不了，“躺下就坐不起来，坐下就站不起来，甚至无法呼吸 。”
“我记得在盛大的时候，有些晚上，以及某个早上，我同事拨错了号码，结果电话打给了我。我醒来时心脏在砰砰砰地跳。有一次在飞机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心脏病发作了。 但那不是心脏病发作，那是恐慌症发作。 所以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 ”2018年，陈天桥接受外媒Medium的撰稿人Bryan Walsh专访时回忆了当时的病情。
痛苦是公平的，不会因为少年成名，更不会因为30岁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而有任何的偏袒。
陈天桥曾谈到：“之前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太太倒是会和一些佛教大师交谈，我总是对她说，‘这是浪费时间。’但是我36岁生病时，我发现佛陀说得很对。 我很富有，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包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那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开心呢？ 为什么我会发作恐慌症呢？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满足感呢？ ”
非绝症却很难治愈，身体上没有病症却时时刻刻折磨着他。不能坐飞机出远门，不能长时间在办公室，不能参加公众场合活动，不接受记者采访，焦虑和恐惧侵占着他的思维和生活。
但，解决痛苦的渠道却不那么“公平”。
受限于思维、资源、信息或其他因素，面对痛苦，大部分人选择的途径基本为逃避、麻木化、忍受，而陈天桥选择了改变：“那次恐慌症发作之后，我甚至还被诊断出癌症，到2010年，我们决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我认为，我的整个生活从那时候就开始改变了。”
“佛陀说我们必须从内在寻求答案，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受苦。佛说众生皆苦，很多人不相信。但生活就是很痛苦，因为即使有幸福，即使有愉快，即使你有很漂亮的房子，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它们。人终究逃不过一死。所以，我们决定开启人生的第二个篇章，把侧重点放在如何减轻这种痛苦上。”将解决痛苦作为人生第二个篇章的陈天桥，找到了方法——脑科学。
2.第二座山
隐退的这几年，陈天桥开始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2017年，陈天桥接受了秦朔的采访。秦朔问陈天桥：“进入脑科学领域，有特别的机缘吗?”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便是陈天桥会回忆当年的生病的往事。但陈天桥的回复，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某一天的某个机缘，是把人生方方面面的思考统一在一起的结果。 ”
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包括了因为有钱所有要做一些慈善回馈社会，脑科学与过去的盛大游戏有交织点，想要拓宽认知的边界，以及解决死亡问题。
也因为这个“解决死亡问题”的说法，后来被不少媒体联系到了“长生不老”“企业家的长生梦”等内容，加上他的宗教标签，陈天桥的“脑科学”莫名披上了一层神秘不可说的色彩。
事实上，这个感、神秘性的词汇，这与陈天桥着手研究的内容在调性上有着较大的出入。
在意识到，治疗疾病最多可以治疗死亡的症状，但没有办法治疗死亡本身后，陈天桥找到哈佛的女校长——一个专门研究死亡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沟通探讨后，他们得出了结论：“我们觉得真正治愈死亡就是接受它，而不是恐惧它。 虽然这么说，实际上我们面对死亡还是恐惧，只是努力去忘记‘我会死’这个事实。 当我们参加一个追悼会，自己可能抑郁三四天，但很快就忘记了这回事，你怎么样才能真正去接受这种无常?”
在这个基础上，陈天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接受死亡的核心问题是消除过程中肉体和精神的痛苦，那怎样消除痛苦？
陈天桥专门去研究了疼痛，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疼痛并不是由物理世界引起的 。“有人整只手已经断了，但仍然会觉得这只手非常疼，实际上是他的大脑制造了疼痛。所有的疼痛其实都是大脑制造出来的。有人打仗时手指头掉了都没感觉，有人手断了三年了还在痛。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全部来自大脑。疼痛、快乐、兴奋、抑郁、恐惧都来自大脑。大脑是感知的出发点，而不是说外在的物理世界是感知的出发点。物理世界只是触媒，最终决定给你感知的是大脑。”
就在他 “寻医问药”，潜心修养的这几年，BAT崛起，快速抢占市场，发起了互联网界的“圈地运动”。
蠢蠢欲动的陈天桥想重返战场，但妻子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反对这个想法，并安慰他前方还有其它机会， “很多人一生只爬一座山。或许，你可以爬好几座山。”
脑科学，便是陈天桥要爬的的第二座山。
2017年，陈天桥带着他的脑科学再次回归公众视野。继盛大、游戏之后，脑科学成为陈天桥的最新名片。
信佛和研究大脑，便是陈天桥面对痛苦给出的解决方案。
2016年年末，花了两年时间考察了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家研究机构，甚至亲自学习脑科学原版教材，最后做出了决定——为加州理工学院(CIT)捐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
据了解，隐退多年后，携脑科学研究行动归来的陈天桥，通过出资1.15亿美元建设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Chen institute)，致力于推动科学家在人脑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领域的布局： 发现脑、治疗脑、发展脑 。
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目前陈身家约24亿美元，已拨出10亿美元用于资助神经科学研究。其中，包括他和妻子雒芊芊用于建设陈氏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的1.15亿美元。
陈天桥的这番针对痛苦的观点与研究逻辑， 与佛教中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逻辑一致： 由苦而发，感知苦，了解苦，得知灭苦的方式，最后解脱苦。
在因病、因压力感知痛苦后，用了数年时间去了解痛苦，现在脑科学便是去寻找消灭“痛苦”的解决方案，最终的目的便是脱离痛苦。
一次采访中，陈天桥也直言了研究的目的：“研究脑科学的目的，为的就是帮助那些也遭受过焦虑症折磨的人，我们侧重在如何减轻这种痛苦上。 ”事实上，更好地理解大脑，除了可以解开一些科学奥秘，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商机。
3.商用试探
在大麻种植棚体验VR版的冥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硅谷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曾孕育了这样一个奇葩的项目。这个名叫Theta的项目，奇葩之处，便是糅合了硅谷“民间”最流行的三件事： 大麻、虚拟现实和冥想。 而这三者，都与大脑内中枢神经系统密切相关 。
(冥想是乔布斯训练大脑的方式之一)
查找资料发现，Theta，是希腊字母表的第八个字母，大写为θ。而θ波，则是脑电波中基本波形之一。 儿童在觉醒期间，特别是在不快、沮丧状态或从睡眠中觉醒过来时等情况下也可看到θ波。
事实上，陈天桥外，还有一群“疯子企业家”也在研究脑科学，硅谷就是他们的“基地”。
在硅谷如Theta这类与脑科学相关的创业项目并不是少数，如为临终客户提供“存档大脑”服务、提供消费级“心灵感应”的可穿戴设备、让大脑所想直接快速输出文本、尘埃样的电极植入大脑、植入式脑假体用于医疗。
从了解到应用，从科研到商用，从个案到普世性的应用，脑科学早就不是高高在上的“虚无”。
在硅谷，埃隆·马斯克因其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被奉为神人，连佩奇这样的CEO说起他时，都是一脸虔诚的表情，而那些刚起步的创业者更是想成为“像埃隆一样”的人，就像很多年前仿效乔布斯的热潮。
《硅谷钢铁侠》一书中这样描述马斯克：“而马斯克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他将复杂的物理概念与商业计划相结合的能力。 不仅如此，他还显示出了将一项科研成果化为营利性企业的非凡能力 。”
具有非凡商业转化能力的马斯克，早就开始在脑科学布局。
2017年3月，马斯克透露，正在创建了一家名为神经链接(Neuralink)的公司，致力于构建可植入大脑、能与高速宽带连接的脑机接口系统。马斯克表示，这一技术的理想之处在于不需要脑部手术，而是通过注射到血液中的组分起作用。
马斯克的长期目标是，发明一种通过每日使用来增强人类认知能力的脑机接口系统 。马斯克在博客中说，希望进入市场的产品能帮到中风、先天性神经疾病等脑损伤患者。虽然他并未透露更多技术细节，但神经科学家说，马斯克正在推进的，或许是基于尖端研究的微小“神经尘埃”电极技术，其可能在大脑中构建电极网络。
在马斯克的判断中，未来8到10年间,健康人将能够使用某种脑机接口提高认知能力。
陈天桥也曾对马斯克的研究进行回应：“我期待看到神经链接在人体实验时是如何平衡脑机接口技术用于治病救人和大众商业服务的关系，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在这方面有革命性的突破。”
然而从伦理和直观感受上来说，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并不能被大众接受。于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侵入性脑部植设备还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基础上，研发了新的尝试。
2017年4月，扎克伯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系统，让用户直接从大脑中打字，速度比用手机打字快5倍。 ”扎克伯格让facebook研发团队研发一种可以检测大脑中“预期言语”的无创可穿戴技术，用户不需要大声说话，这个装备应以每分钟100字的速度将用户的想法转化为文本。
当年下半年的一次会议上，该项目负责人马克•舍维莱(Mark Chevillet)表示，该团队的目标是在两年内证明这种产品在商业上可行。
截止目前，未有任何确认的消息。
陈天桥这类以公益的性质研究脑科学，实际是明智之举。
“大量砸钱烧钱——项目研究——商用盈利”硅谷这套惯用的科技商业逻辑，在脑科学领域并不奏效。
GV是谷歌旗下投资机构，曾投资一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有数据表明，在早期诊断自闭症儿童方面，有些“信号”值得追踪。GV因此投了大量钱让他们去做研究。但研究过程中，这些“信号”不见了。
于是GV的投资，血本无归。
在“脑科学”最火爆时，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保尔·赛依达就提醒到，“当这些大佬卷进脑科学领域时，的确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他怀疑这些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赛依达还批判到，“虽然这种烧钱的方式一直应用于技术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基础科学问题并不一定有效，毕竟神经科学领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
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需要大量钱，但不一定出结果，陈天桥表示：“我们已经研究了改善慈善型投资的不同方法，但是我认为对于大脑和意识方面的课题，我们必须选择非营利性的方式，因为我们对大脑的一些基本方面缺乏了解。这是一个瓶颈。目前所有这些研究仍在大学或研究所进行，它们都是非营利组织。例如，埃隆·马斯克说他想通过他的创业公司Neuralink在大脑中植入芯片。 我们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谈过，他们说那行不通，那会是50年以后的事 。”
宗教与脑科学是一对姐妹花
2019 年9月19日，一名程序员从facebook位于门洛帕克(Menlo Park)总部的办公楼楼顶跳下，结束了38岁的生命。
这位程序员生前极为努力，但却并不得到管理层的赏识，还被要求加入 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绩效提升计划，是指进入 PIP 组的雇员在一段时间内提高表现，如果不能达到标准，就会被炒掉)中，很有可能会失去工作。作为尚未拿到美国绿卡的移民，失去工作代表着签证的失效，关乎他和他的家庭的去留问题。这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7年，优步(Uber)公司的一名程序员自杀，留下了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自杀前的种种举动，透露出他从公司的糟糕管理、高压工作环境和不融洽的团队关系中受到的压力无法得到疏解。
事实上，进军脑科学的企业家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是由苦而发，跨界潜心学习，希望通过“脑科学”解决病痛的 ，如因病而All in 脑科学的陈天桥，通过脑科学、行为心理学、宗教等多种方式从抑郁解脱的张朝阳，以及因恩师麦戈文和母亲得病而将脑科学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熊晓鸽。
另一类，便是具有科技背景，企业核心商业模式便是将高科技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企业家，掌握未来科技是他们核心竞争力 ，“脑科学”便是其中之一，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企业家都属于这类。
还有一类，便是单纯好奇 ，想了解大脑的运作方式，如何开发大脑。但目前来看，这类人多存在于科研人员行列，我们就暂且不提。
前两类，虽出发点大不相同，但具有相同的底层原因——感知到痛苦并想摆脱痛苦的人，越来越多。
2016年，常驻硅谷的精神病学家 Michael Freeman进行了一项针对于探究精神病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的学习。
经过他数年的研究，发现企业家身上的多种人格：例如创造力、性格外向、开放、爱冒险等等，恰好与ADHU（多动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药物滥用患者身上的特征有共通之处。
Freeman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近乎一半的创始人或CEO，在人生的某一段时期，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问题。
我们再回到2014年前后的国内，为何那时会涌现“企业家宗教热”?
盒饭财经曾就互联网黑话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互联网“黑话”迭代简史》一文。
文中总结，2013年至2014年，成为想颠覆一切的2.0时期，颠覆、创新成为最核心的流行词汇，并分析到：“相比上一个阶段，本阶段中产生了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黑话数量变多，从上一阶段的10个，跃升到了26个;二是涉范围更为广泛且更聚焦到细节，上一个阶段中，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和平台的概念上，2.0阶段中涵盖了新的商业模式、对用户的理解以及多种营销方式;三是针对投资人的‘黑话’更多了，咖啡馆、投资人、战略性亏损、VC都与之相关。”
从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节奏变快、信息密度几何级增加，竞争压力、难度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焦虑和不安。但，那时大众对精神类疾病并没有那么开放友好，能提供专业治疗的精神疾病资源也并不多，水平受限。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张朝阳得了抑郁症。
与陈天桥一样，声名鼎盛时期的张朝阳病了之后，决定闭关两年。这两年内，赴美与世界顶级心理学家交流，阅读大量西方有关大脑科学的书籍，还去了尼泊尔，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下探索精神之路。
这时，某种程度上，给出解决痛苦办法的宗教，成了企业家解决自身心理疾病的重要出口。
而现在企业家群体中的脑科学热，实际上与当年的宗教热一样，背后都是企业家面对痛苦和压力时，为自己提供的解决方案。
但，这样的痛苦，也结出了不少果实 。
陈氏研究院官网显示，自2016年创立，陈氏研究院的教授和学者们已共发表论文63篇。其中，2017年19篇;2018年30篇;2019年截止至7月15篇。内容涉及自闭症、焦虑症、基因工程等等。
陈天桥自己曾公开谈论过两个让他感到很兴奋的发现，第一个是脑机接口方面，发现可以通过控制瘫痪病人的大脑，来模拟触觉和感觉。另一个发现，是老鼠的情绪能够被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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